人大常委法工委的港區國安法草案內容公佈，中央將在港設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除「監督、指導、協調、支持」港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外，也會收集分析國安情報信息，以及辦理危害國安犯罪案件，並且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此外成立由特首擔任主席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會委派一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在委員會內提供意見，並由特首委任法官，負責審理國安案件。
《人民日報》隨即發表評論員文章，指「一個主權國家把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交給地方處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文章提到，執法檢控以及司法工作都由特區完成，絕大多數案件均交由特區辦理，而中央機構在行使「相關執法權、管轄權時，是有限度的、自我克制的，是少之又少的」，只有在特區政府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管不了、管不好」情況下，中央才會出手。
國安公署必凌駕港官
問題是這個「管轄權」怎樣理解，怎樣演繹了。國安公署是負責政治層面去界定甚麼屬於國安case，也同時決定了是否屬於嚴重案件之列。以特區官員為主構成的本地「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是由公署領導的諮詢組織，所以「把國安事務交給地方處理」只是表面工夫，中央駐港國安公署才是權力核心。可以假設日後有類似銅鑼灣書店事件，坐在國安委內的港官，相信不會認為是中央管轄的「國安case」吧？但當中央委派的國安顧問在會上作出說明，指事件情節、影響特別嚴重，需要將書店負責人、店長及店員送中審理時，港方委員會反對嗎？他們憑甚麼去反對呢？因為當國安顧問在會議上表明這屬中央case時，其實同時也在指出特區「管不了、管不好」，中央才要出手。這些港官肯定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在國安法實施初期，在戰略上可能會以政治震懾為主，令香港人在進行國際游說活動時進行自我審查，甚至在評論內地事務、國際關係時有所顧忌，政治人物在接受國際傳媒訪問、參與外國智庫會議，討論香港問題時，也進行自我審查。但香港人對強力部門越境執法的「國安case」，參考個案是銅鑼灣書店，這些送中案件在香港人眼中，在普通法原則下，根本不犯法。這如何令大家信服，國安顧問會自我節制去行使權力呢？從內地處理「顛覆」、「反革命」的案件可見，當中有很大的任意性，是按當時實際政治需要而定。
國安公署既不是「東廠」、也非特區黨委書記，如果按照復活殖民地國安監控那一套思路，他更接近英治時代的「政治顧問」，向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及軍情五處第二局匯報，即國安顧問來自內地國安局官員，領導特區警方國安行動部，並直接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匯報。與英治時期相比，可能最大的分別，究竟這個公署，是以防衞性工作defensive為原則，還是滲透性、攻擊性offensive為原則？香港人自1967年之後，只見到英國在港防禦性的國安工作，從未領教過滲透、策反、逼供的這些國安工作。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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