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正是全国各高校毕业论文答辩季。惊闻中南大学机电学院姜东身同学因答辩未过而自杀，实在令人痛惜，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其中的是是非非，不能不令人深思。
姜东身，男，1987年3月3日生，河南信阳潢川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母不识字。姜东身父亲早逝，他和现今55岁的母亲付建琴相依为命。他自幼品学兼优，刻苦努力，2006年曾以603的分数考入武汉科技大学，大学学费是靠贷款。毕业后，姜东身曾在武汉钢铁在黄石的下属公司工作了三年，期间还清了学费贷款。他又复习考研，于2012年考入中南大学机电学院车辆系，师从该院副院长杨忠炯教授。
研究生答辩不通过，也是时有发生的。答辩本来就是一个考核程序。然而，他，为何选择了自杀？姜东身留下的近五千言的临终遗言，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在
这个长篇遗言中，他针对他的导师和答辩组的老师，发表他为何做如此极端选择。他的文字中，是激烈的控诉，是生命最后的挣扎，更是向世人的告白，他不是轻
生，而是以死来控诉。除了控诉的文字之外，他列举出了一桩桩事实，就连毕业论文中涉及的参数也一一标出。姜东身留下的对导师的控诉，表明了他自杀的直接原
因。
如果说这是因为杨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那顶多是沟通上的问题。然而，他的导师是一个让学生内心景仰钦佩、治学严谨的老师吗？从姜东身同学列举出的导师的种种情况来看，恐怕不是。
从姜东身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和他的导师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缺乏自然、真诚的师生情。我们也遇到过要求高、甚至不免苛刻的老师，我自己就是一位以
对学生高要求著称的老师，但是，这和恶意刁难毕竟不同，这种高要求的前提，是一种真诚，是向科学和真理的开放。如果有了这种真诚，纵然一个导师说话过火，
用词不当，甚至让学生当面哭起来，但这绝不会导致学生对老师的怨恨。而作为导师，在批评之余，要协助他去解决问题。平日更要多多互动，使师生之间彼此了解
对方的性格。我想，这个副院长一定是太忙了，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尚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师德，对待家底好的就和颜悦色，好像找到了一棵摇钱树，对贫
困生觉得无利可图，这样的老师，在中国，并不少见。
关于姜东身的论文水平高低，这似乎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某些情况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某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某人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
也不行。如果标准是一视同仁，姜东身也不会如此激动；他反复指出的是，他的同学中好几位造参数，编数据，“很多水货轻松通过”，而他严肃对待却不能通过，
这便是让人愤慨之处。他不甘心！
我们或许会问，难得除了自杀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设身处地去想，做学生的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脸皮厚一点，正视世事往往不如所料，或者多多反省自己的不足。
如果姜东身问我怎么办，我只能说：延期就延期，再学学吧。不过，仔细想想，看着弄虚作假的能通过，自己却如此结果，也确实有些不甘心。
如果没有留下的文字，大概姜东身的死，也就是以心理不健康、精神抑郁或脆弱之类的原因，草草打发。近年来，高校频发学生自杀事件，故而学校处理此等事件，
早已准备了应急预案。如何清理现场，如何封锁消息，如何安抚家长，如何赔偿善后，早已有一套机械程序在那里等待，只要某处一声巨响，就立马启动。如此而
已，如此而已。
当别人不会关爱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爱护自己的生命。你的个性，是你生存的根据，不是你死亡的理由。世间如有不公，正需要我们去改变，在未实现目标之前，岂能自我放弃？
简单地控诉死者不够顽强，罔顾他为自己的举动所做的解释，是极端的非人道；用病理学家的冷酷以精神抑郁脆弱来搪塞，是十足的冷血；抽象地控诉教育体制，控
诉社会，亦无补于事。因为，此种事情是十分具体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因特定原因而做出了他的决定。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
有无缘无故的恨。姜同学的临终诀别，字字血泪，表明他因何而作这样的选择。需要对他的家人和社会有所交代的，不是抽象的教育体制，不是社会和时代，而是那
个杨老师。
遇到这样的事件，某些高校公关部门总是千方百计封锁消息。除非实在封锁不了，据说还有些心理学依据——防止示范效应。其实，所谓自杀具有示范效应，本是心
理学中一个没有依据的伪命题。似乎不谈自杀，就没有人自杀了。在学生自杀事件面前，我们的某些机构不是想着如何哀悼生命的逝去，体味人生的脆弱，而是想着
封锁消息，渡过公关危机。我们需要关于热爱生命的温情教育，需要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真诚和坦然，正视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才是正道。
中南大学的校领导，在你们努力缩小事件影响，妥善“安置”死者家属时，请别忘记督促杨忠炯教授回信，向死者回信，向全校师生回信，向社会回信。
（作者简介：陈伟，北大博士，人大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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