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0 February 2015

章文：政治人物的“私心”

春节吃喝玩乐之余，也抽空读了些史书。忽然发现邓小平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使得“伟人”称号和他无缘。
这个秘密是指邓小平对待反右和文革两场运动的不同态度。从这不同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邓小平的微妙心态和自私心理。
先说反右。1957年开始的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程度史无前例。发起者毛泽东自己曾洋洋自得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 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 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泽东离世5年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 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 幸的后果。”
再来看看文革。中共对其的态度是完全否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66年5月 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 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从上可见，中共对待反右和文革是两种态度：反右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环节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文革则彻头彻尾是错误的，没有一点积极意义。
缘何如此？盖因背后有邓小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擒拿，十年文革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官复原职，并且很快就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取得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并最终迫使华国锋“主动”辞去最高领导职务。
也就是说在中共给反右和文革两场运动定性时，邓小平的话语权已经非常大了。坚持认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既因为这场运动冲击的是知识分子而非高干，更因为邓小平本人就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而之所以要彻底否定文革，则因为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运动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反毛势力，结果刘少奇被惨死，邓小平被流放，成千上万的高级干部被打倒。
邓小平在两场运动中的不同角色和遭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共中央对两场运动的定性。为了证明“反右总体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扩大化了”，最后还 保留了将近100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 90余名右派分子。
也就是说，是邓小平的“私心”决定了这两场运动的历史结论。在后来的89问题上，同样如此。邓是下令开枪者，江泽民则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都不可能推倒重来。而胡锦涛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且终其10年任期未曾实际掌握最高权力，无论从道义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平反”89。
习近平会吗？有朋友保持乐观的期待。他的理由是，习与那件事毫无关系，不负有历史包袱，而平反它却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历史清誉。
对增进自己利益（权力和名誉）的事情，积极推动之；对有损自己利益的改革，则积极阻扰之。这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事逻辑。习近平当然也不 会例外。当下进行的“打虎”行动，只是对少量官僚的惩处不会招致集体反弹，且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权威，是一定会坚持下去的。但官员财产公开、 党内民主以及依法治国，则有可能波及整个官僚集团和捆住自己的手脚，因此是不会完全贯彻执行的。
具体到89事件上，平反之顺乎大势民心，一定会令主导者名垂青史。但是习近平也有自己的一本账要算：承认向人民开枪是错误的，会否激发民间要求清算和审判的高潮？会否如多米骨牌，民众进而要求彻查中共历史上的欠债，进而导致中共的垮台？
作为红二代、红色江山的守护者，我认为习近平的“私心”应包含两重：第一是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不动摇；第二是确保红色江山不在他手中变色或垮掉。而我那位朋友所言的“历史清誉”大概只能排在第三位甚至更后了。
由此观中国，许多人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前景并不令人乐观。政治人物的“私心”对于历史进程有着不小的影响，关键时刻甚至会令历史开倒车。邓小平便是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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