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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谈文革
“个人崇拜”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最早使用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用它来批判昔日的领袖斯大林。不过，斯大林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纵容别人吹捧自己的独裁者。有人认为，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是墨索里尼。1922年，他在法西斯军队的帮助下夺取政权，随后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墨索里尼政权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如领袖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行古罗马式的军礼、身穿黑衫的追随者、黑色的旗帜以及盛大的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特征其实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成形了。掌权之后，他的党羽不断歌颂他天纵英明，而墨索里尼本人也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况，高居所有同僚之上，似乎他永远正确，并将率领“法西斯新人”实现意大利的伟大复兴。他的照片、画像和半身塑像随处可见，那颗光光的脑袋令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一、形象与权力相伴相生
希特勒也学墨索里尼的这一套，上台前竭力煽动民众，许下种种承诺，一朝掌权即尽食前言。他将自己装扮成天降伟人和救世主，似乎比拿破仑还要厉害，要替德国一洗《凡尔赛条约》的历史耻辱。他重建了德国的军队，也重新激发了国民的自豪感，因此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在纽伦堡的一次次集会上，受到万众欢呼。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目中，他并非热衷于夸夸其谈、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而更像一位真诚谦逊、值得信赖的政治家，得到男女老幼的由衷爱戴。希特勒的这一形象通过无数载体得以广泛传播，如照片、明信片、画像、半身塑像、人偶玩具（许多人偶的右臂可以举起行纳粹军礼）等等，甚至闹钟——就像后来中国出现的画有毛泽东像的闹钟一样。有些大公司专门建有小教堂，里面供着希特勒的半身塑像。全国各地涌现了数百个以希特勒命名的街道和广场，就连只有一百多人的小村庄也不例外。
斯大林同样鼓励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开始，苏联每年都要在红场举行几次盛大的阅兵仪式，每次他都站在列宁墓的顶上，接受民众的欢呼。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二战后达到了顶峰，他命人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畅销国内外。苏联境内随处可见斯大林的半身塑像和全身像，他的画像同马克思、列宁一起，悬挂在所有学校、机关和工厂里，许多村镇和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斯大林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活得都长，也更善于因时制宜，操控人们对他的崇拜，他偶尔也会发表指示，要求对他的歌颂降降温。
当然，所有领导人（包括民主选举出来的）都会刻意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例如在拍摄官方照片时摆个特别的姿势之类。有些国家领导人在生前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如华盛顿、拿破仑、戴高乐和里根等。但20世纪出现的个人崇拜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对伟大人物的崇敬。在民主政治时代，权力不再由神授予，而来源于人民，独裁者运用个人崇拜的手段，无需通过选举，便可制造出一副万众拥戴的假象。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即现代的独裁者们也不得不依靠民众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赤裸裸的强权虽然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或操纵选票等方式得逞于一时，但并不能长期有效。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描述纳粹政权时所说，利诱和威逼是当权者惯常使用的两种伎俩。我们也可以说，对独裁者而言，形象与权力时常是相伴相生的。
除了制造万民拥戴的氛围外，个人崇拜还有其他一些功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因为政治上的高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因此独裁者往往被谎言所包围，无法确切了解每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个人崇拜则可解决这一难题，它迫使每个人都公开歌颂领袖，人人都说谎，真假莫辨，致使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们很难组织起来发动政变。一旦个人崇拜全面展开，局面就会不受人为的控制，逐渐摧毁每个人的尊严，将人人都变成溜须拍马者。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自我审查，而且谁要是歌颂领袖时显得缺乏热情，就会遭到周围人的责难。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例外。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学生，毛应该很早就认识到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他在还未加入共产党的学生时代，就曾读过德国哲学家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A System of Ethics）一书，并作了大量阅读笔记。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写下了日后将贯穿其一生的重要原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然而，若非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无法建立起来。在1949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苏联人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资助和理论指导。1935年，斯大林日益担心日本或德国会进攻苏联，因此改变了之前的外交路线，鼓励各国共产党与所在国的当权派由对抗转为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提高共产党领导人的威望。共产国际为此宣布，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莫斯科认可后的第二年，毛便利用来自美国密苏里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斯诺，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生平。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将毛介绍给了全世界的读者。这本书是件完美的宣传品，它将毛描绘成“精通古文、博览群书、酷爱哲学与历史、善于演说、记忆超群、专心致志、文笔优美、不拘小节、工作细致、精力旺盛、深谙军事与政治的天才”。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以行动来支持毛。1938年，他让《真理报》称赞毛是“聪明的战术家”和“杰出的理论家”。几个月后，毛便利用苏联人对他的赞誉，趁机重写了中共历史，将自己塑造成用正确的路线团结全党，并率领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毛待在安全的大后方——延安。他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威望，将自己宣传为中国的救星、先知和导师。同时，他对政治对手们进行了无情的清洗，所有党员都被迫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检讨，并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1943年，有人访问延安后报告说：“到处都能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两年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1949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日益盛行。当红旗飘扬在北京上空时，一幅匆匆赶就的毛泽东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毛主席的画像出现在学校、工厂和机关里，而且画像悬挂的方法还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像莫斯科一样，北京每年都要举行几次精心编排的阅兵仪式，整齐划一的士兵、大队的骑兵和坦克、装甲车等一一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检阅。《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也开始流行开来。
毛利用自己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指导全党向苏联学习，缔造了一个严酷的政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毛热衷于集体农业、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消灭私有财产、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行全面控制，以及巨额的国防开支。
虽然毛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毛在许多方面都对他的这位导师心存芥蒂。195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曾羞辱过毛，他故意把毛晾在一边，让他等了几个星期才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想竭力遏止中国学习苏联的步伐，例如他缩减了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助，并告诫北京不要过快实行集体化经济。
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解放了，中国经济集体化的步伐也加快了。1953年底，中央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迫使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将粮食卖给政府。1955至1956年开始出现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合作社。合作社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拿过来，把村民们改造成完全听命于国家的农奴。在城市里，工商业全部实行国有化，所有私营经济——无论小店铺还是大企业——全都收归国有。然而，为了加快集体化进程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1956年，毛的集体化突击运动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败。这一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恶行，如发动残酷的大清洗、驱逐大批异见人士、未经审判即处死犯人等等，并同时批评了集体农庄制度。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暂缓了集体化的进程。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自1945年以来的新一届中央委员，无人再提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口号，所有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都从中共党章中删除，个人崇拜也受到一致谴责。毛的内心虽然心潮起伏，却也别无选择，只好默认。
面对去斯大林化的大势，毛的反应似乎是站在人民一边，捍卫自由表达的民主权利，提出党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一个重掌局面的机会。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毛谴责匈牙利共产党未能倾听人民的不满，致使事态不断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他因此呼吁民众说出心中的不满，帮助党的干部改进工作，以纠正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就像日后在文革中的情形一样，毛首先利用学生和工人来贯彻他的指示。很快，批评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了，但内容却完全出乎毛的预料。毛本希望听到一片赞扬之声，那些积极份子本当体察他的用意，批评那些将毛边缘化、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的人。可事实上，人们开始喊出要求民主和人权的口号，有人甚至要共产党下台。民众的不满如此强烈，令毛颇感震惊，他让邓小平负责，发动了一场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将至少55万人打成了反党的“右派份子”。
毛的计划虽然失策了，但这场运动至少让他和老战友们重新团结了起来，开始连手压制批评党的声音。毛趁机重操大权，并着手加快农村的集体化改造。1957年11月，他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毛表面上表示效忠赫鲁晓夫，并尊称他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内心深处认定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早在斯大林生前，毛就认为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坚定，因为毕竟是他而不是斯大林领导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取得了解放，而且在朝鲜战争中跟帝国主义阵营打了个平手。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肉、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美国，毛也大胆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赶上英国——英国那时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大跃进是毛第一次企图盖过苏联风头的尝试。农村中的男女老少都被赶进了人民公社，组成一支人数庞大的劳动大军，没日没夜地从事生产，毛认为这样就可以加速赶超中国的竞争对手。毛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他将率领人类建造一个物质富饶的新世界。
毛还利用大跃进重新发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当时由郭沫若、周扬联名主编的大跃进“新民歌”选《红旗歌谣》中，头一首就是由基层的文人冒名“民歌”写的颂诗：“毛泽东，／毛泽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1958年初，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迫使政治对手们向他臣服。他反问道：“崇拜有甚么不好？”“我们相信真理，对掌握了真理的人就应该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毛解释说，这些都属“正确的个人崇拜”。毛的追随者立即闻风而动。上海市长柯庆施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刘少奇则可怜兮兮地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一边作自我批评，一边歌颂毛的伟大。
毛要求别人对他必须绝对忠诚，只有效忠他的人才能得势，因此人人都拍他马屁。结果，所有决定都得服从主席的好恶，而很少考虑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1959年夏，大跃进显然已经造成了灾难，但即便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交的那封措辞温和的批评信，也被毛视为向他背后捅刀子。彭被指控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罢免了职务，而林彪却站了出来，坚决捍卫毛主席。他厉声叫喊：“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刘少奇也对毛大肆奉承，将他同马克思、列宁相提并论。刘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全国上下，任何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的人都会受到追究，大约有360万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或“小彭德怀”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都是些心狠手辣的人，他们根据北京的风向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期从中获益，并利用一切手段从农村中攫取粮食。结果，大跃进并未能促进中国的经济赶超苏联，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数千万人任由驱使、遭到殴打，乃至饿死。
1962年1月是毛的光芒最为暗淡的时期，大约七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们一起开会，讨论大跃进失败的问题。小道消息称，许多人批评毛轻信谎言、不懂数学，主席的位置岌岌可危。有些高级领导人甚至认为，毛应该为众多老百姓的死亡负责。毛的权威受到了全面质疑。他害怕自己死后也落得斯大林似的下场，有人会像赫鲁晓夫一样批判他。那么，谁将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从1962年8月开始，毛发起了反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教育农民，要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消灭在大跃进高潮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行为。同时，这一运动也是为了教育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年轻一代。林彪开始大力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德怀得到嘉奖，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1964年，军队发放了数百万册《毛主席语录》，也就是所谓的“红宝书”。毛对这样的奉承很受用，他命令全国都效法林彪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一做法。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军队还参与制造了更为军事化的氛围。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强调要培养儿童的阶级仇恨，并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数年里，年轻人就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认为身边确实存在着阶级敌人。
1966年夏，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领袖。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而不再是经济改革——因为上一次尝试就是大跃进，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毛一定很好奇，赫鲁晓夫为甚么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扭转了苏联的内政外交——他不仅在1956年抨击斯大林，两年后又提出要与帝国主义阵营“和平共处”。答案是：苏联在文化领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了，但资产阶级的文化依然势力强大，因此只要少数人手握大权，就可以侵蚀并推翻整个制度。列宁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榜样。但现在，像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份子篡党夺权后，却将苏联重又带回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路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其目的就是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倒修正主义。共产主义的希望就在中国，毛主席将指导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他继承并捍卫了马列主义，并将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创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与他相比，斯大林根本不值一提——这就是毛的宏大构想。
与此同时，毛发动文革也是为了消灭他想象中的，以及真实存在的敌人。十年前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结果却事与愿违。1966年夏，他发动学生打倒老师，严查他们的历史，将所有仍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赶尽杀绝。那年8月，在他的允许下，狂热的红卫兵开始攻击党内的高级领导，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毛还鼓动学生攻击一切所谓“封、资、修”的文化，红卫兵因此向旧世界宣战，四处施暴、焚烧书籍、砸毁墓地、破坏寺庙和教堂，对一切象征过去的东西大加批判，甚至连街名和招牌也不放过。他们还到各处抄家，仅上海一地就有约25万户被抄，家中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无论是普通书籍，还是贵重的古玩字画——全被洗劫一空。
二、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崇拜毛主席
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毛宣称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的“新文化”就是对毛主席的崇拜。最简单的崇拜方式就是喊标语口号。有亲历者说：“过去也有许多标语口号，但现在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面干净的墙面都必须认真地刷上毛主席语录或者尊敬他的话。”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等等。商店、工厂和学校全都挂起了这类标语，有些从楼顶上一直披挂下来。公交车、卡车、轿车、面包车等各类汽车的车身上也都刷上了毛语录。
在这个红通通的新世界里，人的所有感官都受到轮番轰炸。马路边搭起了临时讲台，红卫兵站在上面尖声高叫，向路人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说，不时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呼吁人们积极投身革命。在天上，国内航班的空中乘务员也向旅客们发放与《毛主席语录》相关的读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则是高音喇叭。这个东西很早就被运用到宣传运动中，但如今它们一天开到晚，而且音量开到最大，反复播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还在警察执勤的交通岗亭里念语录，声音则通过扩音器传到大街上。城市里到处都是游行的革命青年，他们高唱着革命歌曲，歌颂毛主席和他的思想。广播里也放着同样的歌曲，并用高音喇叭传送到农村、学校、工厂和机关。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另一首则叫《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在对领袖的崇拜中，人人都唯恐落后。愈来愈多的事物被划入“封资修”的范畴，老百姓只能买一些不会出“政治问题”的商品，其中最泛滥的当然是毛的相片、像章、宣传画和书籍。为了生产这些个人崇拜的物品，工厂不得不开足马力。上海新建了七家工厂，占地16,400平方米，大约有三个足球场大，专门用来生产这些商品。在江苏，许多任务厂经过重新改造，专门印刷“红宝书”。生产红墨水的工厂也加班加点工作，但仍然供不应求。
“红宝书”的封面是鲜艳的大红色。至1968年，单是用来生产这种封面的塑料就用掉了四千多吨。早在1966年8月，商业部就开始禁止生产塑料鞋、塑料拖鞋和塑料玩具——全国的工厂都要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贡献。
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在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普通老百姓、干部和军官们出于对文革的不同理解，产生了意见的分歧，形成不同的派系，大家都坚称自己代表了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各个派系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的武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内战。很快，人们就开始用机枪、高射炮等武器在大街上打起来。但不管怎样，毛主席始终是胜利者：他审时度势，随时更改计划，令数百万人沦为牺牲品；他不时介入斗争，拯救忠诚于他的追随者，或者把昔日的同僚投入狼群；他可以宣布任何一个派系是“反革命”，也可以随时收回成命；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也能导致无休止的暴力，而人们却始终争相证明对他的忠心。
1967年夏，暴力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毛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前往各地巡视，呼吁实现“大联合”。10月1日，北京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以展示“大团结”的局面。五十万士兵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队伍的最前面则是一尊高大的毛主席白色塑像，挥手指向前方。士兵身后是由数十万群众组成的方阵，许多人虽然并不乐意，但也不得不跟对立派系的成员并肩而行。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解放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了，如今军队试图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纪律。林彪说：个人崇拜将有利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68年3月，中央发动了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要求所有人绝对忠诚于毛主席以及他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对毛的崇拜推向新的高潮。学校、机关和工厂都得供奉毛主席像，通常还会用红纸剪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个大字，成弧形贴在毛像的上方，有些毛像的头部还发出一道道光芒。大家每天得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有人甚至发明了“忠字舞”。这种舞蹈动作简单，主要是将双臂从胸口伸向毛主席像，伴舞的音乐则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歌颂毛的歌曲。电视上整晚都会播放这些仪式性的歌舞节目，通常在舞台中央摆放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像，身后则用灯光打出一道道闪动的光线，好像是从神像的头部发出来似的。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的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1968年夏，文革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权力。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军官，实权都掌握在军队手里。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全国都被军队控制了，士兵们监管着学校、工厂和机关。军队还发动了一系列清洗，在1966至1967年的文革高潮期间敢于直言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最初，当局将数百万不受欢迎的人（包括学生和其他听从毛主席话的人）送往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随后，全国开始抓“间谍”、“特务”和“叛徒”，成立了各种特别委员会，调查普通民众和党员与所谓“敌人”的联系。接下来的一场反腐运动令全体民众进一步臣服于毛的统治之下，一言一行稍有不慎——如不小心在毛主席的画像上抠了一个洞，或者质疑计划经济等，都可能遭致刑罚。许多人靠揭发同事、朋友、邻居和亲人，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一场又一场的清洗冷酷无情，令人防不胜防，社会彻底分裂，人与人互不信任，对强权只有服从，只能效忠于毛主席一个人。对此不顺从的人都要被迫接受改造：普通人不得不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干部则被关进“五七干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新的党章，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的指导意识形态。毛主席终于推翻了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做的决议。
然而，此时毛对军队已经心生警觉，特别是对林彪——正是他在军队中首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毛利用林彪发动和维持了文革，但林却借机扩张个人势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军队的各个重要岗位。1971年9月，林彪死于一次神秘的坠机事件。军队对社会的控制随之终止，军队本身也遭到了清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毛继续操控着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开始降温，因为这一崇拜是与林彪和军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却渐渐与美国走得近了。1972年，全国各大城市装扮一新，准备迎接尼克逊访华。北京的反美宣传画都取了下来，反美的声势也低调了许多。上海的市容整顿一新，当局组织一群妇女，将和平饭店对面墙上高达三米的标语“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刷掉，代之以“世界人民大团结”。原先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毛像以及其他数千尊毛主席塑像全被移走，悄悄送往石膏厂销毁。
毛主席本人也精心打扮了一番。他同尼克逊的会面是一次重大的宣传盛典，这条消息震惊了世界，标志着冷战的天秤倾向了美国一边。毛在北京洋洋自得地说：美国人正处在从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但“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他把尼克逊——这个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贬低为前来天朝进贡的使节。随后不久，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前往北京，争取中国的认可。
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下场不同，几年后毛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与斯大林也不同，他死后并未受到批判。斯大林的尸体由赫鲁晓夫下令从红场的陵墓中迁走了，但直到今天，毛的尸体依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他的画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并印在每一张人民币上。今天，很少有人再去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更不要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但仍有人信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例外。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印有毛像的汗衫。在革命伟人的行列里，毛受欢迎的程度轻易就超过了他的唯一竞争对手——切·格瓦拉；在利用个人崇拜将自己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与马克思和列宁齐名这方面，毛超越了从斯大林到金日成的所有对手。然而，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个人崇拜把党员都变成了马屁精，任由领袖驱使，造成数千万普通民众的无辜死亡。通过执行毛的指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他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并因此不得不一代一代继续维护毛的正面形象。
（选自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一、形象与权力相伴相生
希特勒也学墨索里尼的这一套，上台前竭力煽动民众，许下种种承诺，一朝掌权即尽食前言。他将自己装扮成天降伟人和救世主，似乎比拿破仑还要厉害，要替德国一洗《凡尔赛条约》的历史耻辱。他重建了德国的军队，也重新激发了国民的自豪感，因此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在纽伦堡的一次次集会上，受到万众欢呼。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目中，他并非热衷于夸夸其谈、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而更像一位真诚谦逊、值得信赖的政治家，得到男女老幼的由衷爱戴。希特勒的这一形象通过无数载体得以广泛传播，如照片、明信片、画像、半身塑像、人偶玩具（许多人偶的右臂可以举起行纳粹军礼）等等，甚至闹钟——就像后来中国出现的画有毛泽东像的闹钟一样。有些大公司专门建有小教堂，里面供着希特勒的半身塑像。全国各地涌现了数百个以希特勒命名的街道和广场，就连只有一百多人的小村庄也不例外。
斯大林同样鼓励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开始，苏联每年都要在红场举行几次盛大的阅兵仪式，每次他都站在列宁墓的顶上，接受民众的欢呼。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二战后达到了顶峰，他命人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畅销国内外。苏联境内随处可见斯大林的半身塑像和全身像，他的画像同马克思、列宁一起，悬挂在所有学校、机关和工厂里，许多村镇和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斯大林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活得都长，也更善于因时制宜，操控人们对他的崇拜，他偶尔也会发表指示，要求对他的歌颂降降温。
当然，所有领导人（包括民主选举出来的）都会刻意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例如在拍摄官方照片时摆个特别的姿势之类。有些国家领导人在生前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如华盛顿、拿破仑、戴高乐和里根等。但20世纪出现的个人崇拜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对伟大人物的崇敬。在民主政治时代，权力不再由神授予，而来源于人民，独裁者运用个人崇拜的手段，无需通过选举，便可制造出一副万众拥戴的假象。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即现代的独裁者们也不得不依靠民众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赤裸裸的强权虽然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或操纵选票等方式得逞于一时，但并不能长期有效。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描述纳粹政权时所说，利诱和威逼是当权者惯常使用的两种伎俩。我们也可以说，对独裁者而言，形象与权力时常是相伴相生的。
除了制造万民拥戴的氛围外，个人崇拜还有其他一些功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因为政治上的高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因此独裁者往往被谎言所包围，无法确切了解每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个人崇拜则可解决这一难题，它迫使每个人都公开歌颂领袖，人人都说谎，真假莫辨，致使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们很难组织起来发动政变。一旦个人崇拜全面展开，局面就会不受人为的控制，逐渐摧毁每个人的尊严，将人人都变成溜须拍马者。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自我审查，而且谁要是歌颂领袖时显得缺乏热情，就会遭到周围人的责难。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例外。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学生，毛应该很早就认识到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他在还未加入共产党的学生时代，就曾读过德国哲学家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A System of Ethics）一书，并作了大量阅读笔记。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写下了日后将贯穿其一生的重要原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然而，若非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无法建立起来。在1949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苏联人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资助和理论指导。1935年，斯大林日益担心日本或德国会进攻苏联，因此改变了之前的外交路线，鼓励各国共产党与所在国的当权派由对抗转为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提高共产党领导人的威望。共产国际为此宣布，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莫斯科认可后的第二年，毛便利用来自美国密苏里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斯诺，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生平。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将毛介绍给了全世界的读者。这本书是件完美的宣传品，它将毛描绘成“精通古文、博览群书、酷爱哲学与历史、善于演说、记忆超群、专心致志、文笔优美、不拘小节、工作细致、精力旺盛、深谙军事与政治的天才”。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以行动来支持毛。1938年，他让《真理报》称赞毛是“聪明的战术家”和“杰出的理论家”。几个月后，毛便利用苏联人对他的赞誉，趁机重写了中共历史，将自己塑造成用正确的路线团结全党，并率领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毛待在安全的大后方——延安。他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威望，将自己宣传为中国的救星、先知和导师。同时，他对政治对手们进行了无情的清洗，所有党员都被迫没完没了地作自我检讨，并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1943年，有人访问延安后报告说：“到处都能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两年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1949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日益盛行。当红旗飘扬在北京上空时，一幅匆匆赶就的毛泽东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毛主席的画像出现在学校、工厂和机关里，而且画像悬挂的方法还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像莫斯科一样，北京每年都要举行几次精心编排的阅兵仪式，整齐划一的士兵、大队的骑兵和坦克、装甲车等一一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检阅。《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也开始流行开来。
毛利用自己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指导全党向苏联学习，缔造了一个严酷的政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毛热衷于集体农业、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消灭私有财产、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行全面控制，以及巨额的国防开支。
虽然毛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毛在许多方面都对他的这位导师心存芥蒂。195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曾羞辱过毛，他故意把毛晾在一边，让他等了几个星期才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想竭力遏止中国学习苏联的步伐，例如他缩减了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助，并告诫北京不要过快实行集体化经济。
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解放了，中国经济集体化的步伐也加快了。1953年底，中央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迫使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将粮食卖给政府。1955至1956年开始出现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合作社。合作社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拿过来，把村民们改造成完全听命于国家的农奴。在城市里，工商业全部实行国有化，所有私营经济——无论小店铺还是大企业——全都收归国有。然而，为了加快集体化进程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1956年，毛的集体化突击运动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败。这一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恶行，如发动残酷的大清洗、驱逐大批异见人士、未经审判即处死犯人等等，并同时批评了集体农庄制度。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暂缓了集体化的进程。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自1945年以来的新一届中央委员，无人再提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口号，所有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都从中共党章中删除，个人崇拜也受到一致谴责。毛的内心虽然心潮起伏，却也别无选择，只好默认。
面对去斯大林化的大势，毛的反应似乎是站在人民一边，捍卫自由表达的民主权利，提出党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一个重掌局面的机会。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毛谴责匈牙利共产党未能倾听人民的不满，致使事态不断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他因此呼吁民众说出心中的不满，帮助党的干部改进工作，以纠正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就像日后在文革中的情形一样，毛首先利用学生和工人来贯彻他的指示。很快，批评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了，但内容却完全出乎毛的预料。毛本希望听到一片赞扬之声，那些积极份子本当体察他的用意，批评那些将毛边缘化、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的人。可事实上，人们开始喊出要求民主和人权的口号，有人甚至要共产党下台。民众的不满如此强烈，令毛颇感震惊，他让邓小平负责，发动了一场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将至少55万人打成了反党的“右派份子”。
毛的计划虽然失策了，但这场运动至少让他和老战友们重新团结了起来，开始连手压制批评党的声音。毛趁机重操大权，并着手加快农村的集体化改造。1957年11月，他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毛表面上表示效忠赫鲁晓夫，并尊称他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内心深处认定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早在斯大林生前，毛就认为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坚定，因为毕竟是他而不是斯大林领导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取得了解放，而且在朝鲜战争中跟帝国主义阵营打了个平手。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肉、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美国，毛也大胆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赶上英国——英国那时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大跃进是毛第一次企图盖过苏联风头的尝试。农村中的男女老少都被赶进了人民公社，组成一支人数庞大的劳动大军，没日没夜地从事生产，毛认为这样就可以加速赶超中国的竞争对手。毛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他将率领人类建造一个物质富饶的新世界。
毛还利用大跃进重新发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当时由郭沫若、周扬联名主编的大跃进“新民歌”选《红旗歌谣》中，头一首就是由基层的文人冒名“民歌”写的颂诗：“毛泽东，／毛泽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1958年初，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迫使政治对手们向他臣服。他反问道：“崇拜有甚么不好？”“我们相信真理，对掌握了真理的人就应该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毛解释说，这些都属“正确的个人崇拜”。毛的追随者立即闻风而动。上海市长柯庆施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刘少奇则可怜兮兮地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一边作自我批评，一边歌颂毛的伟大。
毛要求别人对他必须绝对忠诚，只有效忠他的人才能得势，因此人人都拍他马屁。结果，所有决定都得服从主席的好恶，而很少考虑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1959年夏，大跃进显然已经造成了灾难，但即便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交的那封措辞温和的批评信，也被毛视为向他背后捅刀子。彭被指控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罢免了职务，而林彪却站了出来，坚决捍卫毛主席。他厉声叫喊：“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刘少奇也对毛大肆奉承，将他同马克思、列宁相提并论。刘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全国上下，任何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的人都会受到追究，大约有360万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或“小彭德怀”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都是些心狠手辣的人，他们根据北京的风向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期从中获益，并利用一切手段从农村中攫取粮食。结果，大跃进并未能促进中国的经济赶超苏联，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数千万人任由驱使、遭到殴打，乃至饿死。
1962年1月是毛的光芒最为暗淡的时期，大约七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们一起开会，讨论大跃进失败的问题。小道消息称，许多人批评毛轻信谎言、不懂数学，主席的位置岌岌可危。有些高级领导人甚至认为，毛应该为众多老百姓的死亡负责。毛的权威受到了全面质疑。他害怕自己死后也落得斯大林似的下场，有人会像赫鲁晓夫一样批判他。那么，谁将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从1962年8月开始，毛发起了反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教育农民，要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消灭在大跃进高潮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行为。同时，这一运动也是为了教育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年轻一代。林彪开始大力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德怀得到嘉奖，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1964年，军队发放了数百万册《毛主席语录》，也就是所谓的“红宝书”。毛对这样的奉承很受用，他命令全国都效法林彪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一做法。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军队还参与制造了更为军事化的氛围。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强调要培养儿童的阶级仇恨，并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数年里，年轻人就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认为身边确实存在着阶级敌人。
1966年夏，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领袖。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而不再是经济改革——因为上一次尝试就是大跃进，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毛一定很好奇，赫鲁晓夫为甚么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扭转了苏联的内政外交——他不仅在1956年抨击斯大林，两年后又提出要与帝国主义阵营“和平共处”。答案是：苏联在文化领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了，但资产阶级的文化依然势力强大，因此只要少数人手握大权，就可以侵蚀并推翻整个制度。列宁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榜样。但现在，像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份子篡党夺权后，却将苏联重又带回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路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其目的就是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倒修正主义。共产主义的希望就在中国，毛主席将指导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他继承并捍卫了马列主义，并将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创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与他相比，斯大林根本不值一提——这就是毛的宏大构想。
与此同时，毛发动文革也是为了消灭他想象中的，以及真实存在的敌人。十年前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结果却事与愿违。1966年夏，他发动学生打倒老师，严查他们的历史，将所有仍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赶尽杀绝。那年8月，在他的允许下，狂热的红卫兵开始攻击党内的高级领导，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毛还鼓动学生攻击一切所谓“封、资、修”的文化，红卫兵因此向旧世界宣战，四处施暴、焚烧书籍、砸毁墓地、破坏寺庙和教堂，对一切象征过去的东西大加批判，甚至连街名和招牌也不放过。他们还到各处抄家，仅上海一地就有约25万户被抄，家中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无论是普通书籍，还是贵重的古玩字画——全被洗劫一空。
二、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崇拜毛主席
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毛宣称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的“新文化”就是对毛主席的崇拜。最简单的崇拜方式就是喊标语口号。有亲历者说：“过去也有许多标语口号，但现在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面干净的墙面都必须认真地刷上毛主席语录或者尊敬他的话。”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等等。商店、工厂和学校全都挂起了这类标语，有些从楼顶上一直披挂下来。公交车、卡车、轿车、面包车等各类汽车的车身上也都刷上了毛语录。
在这个红通通的新世界里，人的所有感官都受到轮番轰炸。马路边搭起了临时讲台，红卫兵站在上面尖声高叫，向路人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说，不时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呼吁人们积极投身革命。在天上，国内航班的空中乘务员也向旅客们发放与《毛主席语录》相关的读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则是高音喇叭。这个东西很早就被运用到宣传运动中，但如今它们一天开到晚，而且音量开到最大，反复播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还在警察执勤的交通岗亭里念语录，声音则通过扩音器传到大街上。城市里到处都是游行的革命青年，他们高唱着革命歌曲，歌颂毛主席和他的思想。广播里也放着同样的歌曲，并用高音喇叭传送到农村、学校、工厂和机关。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另一首则叫《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在对领袖的崇拜中，人人都唯恐落后。愈来愈多的事物被划入“封资修”的范畴，老百姓只能买一些不会出“政治问题”的商品，其中最泛滥的当然是毛的相片、像章、宣传画和书籍。为了生产这些个人崇拜的物品，工厂不得不开足马力。上海新建了七家工厂，占地16,400平方米，大约有三个足球场大，专门用来生产这些商品。在江苏，许多任务厂经过重新改造，专门印刷“红宝书”。生产红墨水的工厂也加班加点工作，但仍然供不应求。
“红宝书”的封面是鲜艳的大红色。至1968年，单是用来生产这种封面的塑料就用掉了四千多吨。早在1966年8月，商业部就开始禁止生产塑料鞋、塑料拖鞋和塑料玩具——全国的工厂都要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贡献。
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在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普通老百姓、干部和军官们出于对文革的不同理解，产生了意见的分歧，形成不同的派系，大家都坚称自己代表了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各个派系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的武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内战。很快，人们就开始用机枪、高射炮等武器在大街上打起来。但不管怎样，毛主席始终是胜利者：他审时度势，随时更改计划，令数百万人沦为牺牲品；他不时介入斗争，拯救忠诚于他的追随者，或者把昔日的同僚投入狼群；他可以宣布任何一个派系是“反革命”，也可以随时收回成命；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也能导致无休止的暴力，而人们却始终争相证明对他的忠心。
1967年夏，暴力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毛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前往各地巡视，呼吁实现“大联合”。10月1日，北京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以展示“大团结”的局面。五十万士兵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队伍的最前面则是一尊高大的毛主席白色塑像，挥手指向前方。士兵身后是由数十万群众组成的方阵，许多人虽然并不乐意，但也不得不跟对立派系的成员并肩而行。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解放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了，如今军队试图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纪律。林彪说：个人崇拜将有利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68年3月，中央发动了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要求所有人绝对忠诚于毛主席以及他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对毛的崇拜推向新的高潮。学校、机关和工厂都得供奉毛主席像，通常还会用红纸剪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个大字，成弧形贴在毛像的上方，有些毛像的头部还发出一道道光芒。大家每天得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有人甚至发明了“忠字舞”。这种舞蹈动作简单，主要是将双臂从胸口伸向毛主席像，伴舞的音乐则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歌颂毛的歌曲。电视上整晚都会播放这些仪式性的歌舞节目，通常在舞台中央摆放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像，身后则用灯光打出一道道闪动的光线，好像是从神像的头部发出来似的。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的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1968年夏，文革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权力。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军官，实权都掌握在军队手里。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全国都被军队控制了，士兵们监管着学校、工厂和机关。军队还发动了一系列清洗，在1966至1967年的文革高潮期间敢于直言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最初，当局将数百万不受欢迎的人（包括学生和其他听从毛主席话的人）送往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随后，全国开始抓“间谍”、“特务”和“叛徒”，成立了各种特别委员会，调查普通民众和党员与所谓“敌人”的联系。接下来的一场反腐运动令全体民众进一步臣服于毛的统治之下，一言一行稍有不慎——如不小心在毛主席的画像上抠了一个洞，或者质疑计划经济等，都可能遭致刑罚。许多人靠揭发同事、朋友、邻居和亲人，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一场又一场的清洗冷酷无情，令人防不胜防，社会彻底分裂，人与人互不信任，对强权只有服从，只能效忠于毛主席一个人。对此不顺从的人都要被迫接受改造：普通人不得不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干部则被关进“五七干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新的党章，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的指导意识形态。毛主席终于推翻了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做的决议。
然而，此时毛对军队已经心生警觉，特别是对林彪——正是他在军队中首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毛利用林彪发动和维持了文革，但林却借机扩张个人势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军队的各个重要岗位。1971年9月，林彪死于一次神秘的坠机事件。军队对社会的控制随之终止，军队本身也遭到了清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毛继续操控着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开始降温，因为这一崇拜是与林彪和军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却渐渐与美国走得近了。1972年，全国各大城市装扮一新，准备迎接尼克逊访华。北京的反美宣传画都取了下来，反美的声势也低调了许多。上海的市容整顿一新，当局组织一群妇女，将和平饭店对面墙上高达三米的标语“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刷掉，代之以“世界人民大团结”。原先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毛像以及其他数千尊毛主席塑像全被移走，悄悄送往石膏厂销毁。
毛主席本人也精心打扮了一番。他同尼克逊的会面是一次重大的宣传盛典，这条消息震惊了世界，标志着冷战的天秤倾向了美国一边。毛在北京洋洋自得地说：美国人正处在从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但“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他把尼克逊——这个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贬低为前来天朝进贡的使节。随后不久，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前往北京，争取中国的认可。
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下场不同，几年后毛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与斯大林也不同，他死后并未受到批判。斯大林的尸体由赫鲁晓夫下令从红场的陵墓中迁走了，但直到今天，毛的尸体依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他的画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并印在每一张人民币上。今天，很少有人再去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更不要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但仍有人信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例外。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印有毛像的汗衫。在革命伟人的行列里，毛受欢迎的程度轻易就超过了他的唯一竞争对手——切·格瓦拉；在利用个人崇拜将自己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与马克思和列宁齐名这方面，毛超越了从斯大林到金日成的所有对手。然而，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个人崇拜把党员都变成了马屁精，任由领袖驱使，造成数千万普通民众的无辜死亡。通过执行毛的指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他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并因此不得不一代一代继续维护毛的正面形象。
（选自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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