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人口密集，走在路上碰到認識的人是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個小城，人際網絡發揮的影響力更加明顯，坊間有不少人戲言「喺澳門街，識人好過識字」，來諷刺到處皆見的裙帶關係，不過，根據我最近一兩年對社會時事的觀察，得出另一個結論，就是「要知道澳門嘅野，識葡文好過識中文」。
四月八日，網上流傳一份印有朱偉幹局長大頭照的葡文報章頭版，「識葡文好過識中文」的感覺於當刻特別強烈，我把新聞標題放到網路搜尋器翻譯，才略知朱局長以公帑支付私人光纖上網費用的消息，我試圖瞭解內文，可是面對眼前滿滿一頁的葡文，也只能束手無策，於是我嘗試從當日的中文報章查找真相，結果看到的頭條卻是「特首：首要保護市民生命健康」。有香港網友好奇一問：「點解澳門淨係得葡文報識得爆料，唔通中文傳媒都唔做嘢？」事實上，過去本地不少重大新聞，包括至今仍糾纏不清的十幅墓地案，都是最先由葡文報章爆出；去年，香港商人羅傑承和劉鑾雄捲入歐案（兩人涉嫌透過行賄投得機場對面幾幅土地）的消息，亦只有香港傳媒大篇幅報導；到近日，有本地團體預告發起聲援香港罷工工人行動的消息，同樣是從香港媒體的報導中率先得知。反觀本地的「主流」媒體，卻大多對這類社會新聞輕描淡寫，作為澳門人，日常只能透過外文或外地傳媒才可收到本地第一手資訊，實在可悲。
澳門日報作為本地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平面媒體，然而，在今年頭三個月，卻有二十八天（足足三分之一）的頭版用以刊登商業廣告，其中以三月七日刊登「高價收購蛇鈔」的廣告最令社會嘩然，明目張膽炒賣貨幣的行為雖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可惜之後再無下文，該報亦未曾向公眾清楚解釋，更令人憤怒的是，該商業公司近日無視社會輿論，再於該報頭版刊登廣告，明言「銷售金幣、全澳最平」。該報即使每年收取政府龐大資助，仍貪得無厭，為了賺取額外的廣告收益，不惜拋棄基本的新聞道德，把廣大市民應該知道的社會訊息置於一旁，我們還能相信能透過這類「主流」媒體瞭解到社會的真實嗎？「報喜不報憂」甚至「廣告掛帥」的媒體經營模式，把私人利益遠遠淩駕於公眾利益之上，不但剝奪市民完整的知情權，更使社會長期麻醉於和諧的假像當中，達到執政者全面箝制社會的目的，正如中聯辦副主任李本鈞年初的公開講話指出「澳門傳媒人是愛國愛澳傳統的自覺傳承者」、「媒體要把社會主流意識引導好」，這就是執政者眼中所謂的媒體責任，倒不如說那是媒體必須完成的「任務」。
儘管無法從中文媒體上得見本地社會的全貌，我們也不能就此抹煞中文傳媒人的努力。一些較為敏感的重大新聞未能完整呈現於中文報章上，當然不能被詮釋為「葡文記者比中文記者能幹」，事實上，這是「阿爺」多年來對中文媒體管理層指導有方的「重大成果」。自我審查情況嚴重，令記者的日常工作舉步維艱，當你費盡心力採訪得來的新聞材料，每每因為觸及某些權貴的神經，被上級改得體無完膚，在編輯臺上宣告「死亡」，也許你只能選擇把學堂教過的東西通通忘光，放棄「媒體要客觀、中立地擔當監督社會的第四權」等昔日理念，吞聲忍氣、違背良心，抑或辭職走人。少數中文平面媒體即使堅持維護職業操守、新聞自主，亦因資源有限甚至被權貴封殺，影響力始終有限。「要知道澳門嘅野，識葡文好過識中文」的生活寫照，無疑是不少前線記者的悲歌，也是全澳市民的莫大損失。
蘇雨果
原文已刊載於 訊報(2013/04/25)
四月八日，網上流傳一份印有朱偉幹局長大頭照的葡文報章頭版，「識葡文好過識中文」的感覺於當刻特別強烈，我把新聞標題放到網路搜尋器翻譯，才略知朱局長以公帑支付私人光纖上網費用的消息，我試圖瞭解內文，可是面對眼前滿滿一頁的葡文，也只能束手無策，於是我嘗試從當日的中文報章查找真相，結果看到的頭條卻是「特首：首要保護市民生命健康」。有香港網友好奇一問：「點解澳門淨係得葡文報識得爆料，唔通中文傳媒都唔做嘢？」事實上，過去本地不少重大新聞，包括至今仍糾纏不清的十幅墓地案，都是最先由葡文報章爆出；去年，香港商人羅傑承和劉鑾雄捲入歐案（兩人涉嫌透過行賄投得機場對面幾幅土地）的消息，亦只有香港傳媒大篇幅報導；到近日，有本地團體預告發起聲援香港罷工工人行動的消息，同樣是從香港媒體的報導中率先得知。反觀本地的「主流」媒體，卻大多對這類社會新聞輕描淡寫，作為澳門人，日常只能透過外文或外地傳媒才可收到本地第一手資訊，實在可悲。
澳門日報作為本地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平面媒體，然而，在今年頭三個月，卻有二十八天（足足三分之一）的頭版用以刊登商業廣告，其中以三月七日刊登「高價收購蛇鈔」的廣告最令社會嘩然，明目張膽炒賣貨幣的行為雖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可惜之後再無下文，該報亦未曾向公眾清楚解釋，更令人憤怒的是，該商業公司近日無視社會輿論，再於該報頭版刊登廣告，明言「銷售金幣、全澳最平」。該報即使每年收取政府龐大資助，仍貪得無厭，為了賺取額外的廣告收益，不惜拋棄基本的新聞道德，把廣大市民應該知道的社會訊息置於一旁，我們還能相信能透過這類「主流」媒體瞭解到社會的真實嗎？「報喜不報憂」甚至「廣告掛帥」的媒體經營模式，把私人利益遠遠淩駕於公眾利益之上，不但剝奪市民完整的知情權，更使社會長期麻醉於和諧的假像當中，達到執政者全面箝制社會的目的，正如中聯辦副主任李本鈞年初的公開講話指出「澳門傳媒人是愛國愛澳傳統的自覺傳承者」、「媒體要把社會主流意識引導好」，這就是執政者眼中所謂的媒體責任，倒不如說那是媒體必須完成的「任務」。
儘管無法從中文媒體上得見本地社會的全貌，我們也不能就此抹煞中文傳媒人的努力。一些較為敏感的重大新聞未能完整呈現於中文報章上，當然不能被詮釋為「葡文記者比中文記者能幹」，事實上，這是「阿爺」多年來對中文媒體管理層指導有方的「重大成果」。自我審查情況嚴重，令記者的日常工作舉步維艱，當你費盡心力採訪得來的新聞材料，每每因為觸及某些權貴的神經，被上級改得體無完膚，在編輯臺上宣告「死亡」，也許你只能選擇把學堂教過的東西通通忘光，放棄「媒體要客觀、中立地擔當監督社會的第四權」等昔日理念，吞聲忍氣、違背良心，抑或辭職走人。少數中文平面媒體即使堅持維護職業操守、新聞自主，亦因資源有限甚至被權貴封殺，影響力始終有限。「要知道澳門嘅野，識葡文好過識中文」的生活寫照，無疑是不少前線記者的悲歌，也是全澳市民的莫大損失。
蘇雨果
原文已刊載於 訊報(2013/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