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10 April 2013

钢贸生意神话终结–“点钢成金”的不归路

“钢贸贷款的数千亿巨大泡沫,最初源于为中小企业放贷的政策春风。但当银行、钢贸商、担保公司、国企、仓库、商会纷纷加入这个游戏后,钢材成为一种金融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钢贸贷款运动中,财富滚滚而来,冒险家们重复着一个循环:骗贷、放贷,直到丧钟终于敲响。”

查封、查封、全部查封!

““上海法院网”开庭公告显示,2013年3月18日至4月17日,一个月间,上海将有209起银行起诉钢贸商的案件开庭,涉及23家银行,而在2012年银行追讨钢贸贷款的逼债高潮期——20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类似起诉总共仅为27起。”

2013年3月13日,上海气温骤降10℃,寒风裹着细雨,一直灌到脖子。

在上海宝山、虹口、杨浦交界处大柏树区域的一幢写字楼里,38岁的钢铁贸易商李天成(化名)独自坐着,员工已经遣散,屋里巨型实木办公桌和欧式沙发是昔日繁华的唯一见证。

“有什么抵押就全部拿去吧,已经坚持了两年,再也撑不下去了。”李天成的手机不时响起,银行每天都会打电话来以防他突然失踪。

此时,距离李天成欠银行的800万元贷款到期还有7天,他早已绝了找钱还钱的念想。2012年年底,为了年终奖不泡汤,中信银行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和行长甚至自掏腰包帮他还了几个月的利息。

这样的场景,在这片区域比比皆是。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钢贸企业聚集地,短短一公里,汇集了第一钢市、柏树钢市、逸仙钢市等数家大型钢材市场。在上海的两万多家钢贸企业中,来自福建周宁、宁德的钢贸商人是其中绝对的主力,他们大多集中在这里。

这里也是上海除了陆家嘴外银行网点最集中的区域。上海钢铁服务业行业协会会长周华瑞曾自豪地说:“几乎每个银行都会在商圈设分支行。”

从2009年开始,银行与钢贸商进入蜜月,他们一起将这片区域推上繁荣之巅。截至2012年9月5日,据上海银监局统计,上海地区钢贸贷款余额共计1975亿元,占全市中资银行贷款余额的4%。

然而,形势从2011年急转直下,彼时钢价大跌,钢材滞销,银行迫于风险紧急抽贷。从此开始,针对钢贸商的“逼债”风潮一波接着一波,到2012年12月20日,根据钢贸商会的不完全统计,还不出利息的企业已超过七成。

很快,真正的大限就将到来。2012年为了救活奄奄一息的企业,“在他们快要咽气的时候续上一片人参”,也为了冲全年的信贷额度(通常银行要赶在三季度之前放完全年贷款),2012年9月底,银行向钢贸企业开出了大量半年期的承兑汇票,而2013年3月20日则是付息大限。

大限前几天,2013年3月4日,银行业自发组织的“钢贸企业信贷工作组”召集上海几大钢材市场的大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组长在会上感慨:工作组开了一百多次会,也没商量出一个方案来。

“估计九成以上钢贸企业还款困难。”李天成判断。而在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数十家银行,答复几乎一致,“情况一塌糊涂”。

“人死了,尸体也已经是冰凉的了。”一位兴业银行信贷经理这样描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查封这些钢贸老板名下可以查到的所有资产,“查封、查封,能查封的全部查封!”在上海,乃至在钢贸贷款集中的江苏地区,一处房产被几家银行同时申请查封的情况比比皆是。

而银行行长们更是被勒令“下岗”催债,浩浩荡荡的讨债大军一直追到800公里之外的福建周宁,只为盘查钢贸商在家乡隐匿的财产。

起诉钢贸商的银行,也突然之间挤满了上海的法院。根据“上海法院网”公布的开庭公告统计,2013年3月18日至4月17日,一个月间,上海共有209起银行起诉钢贸商的案件开庭,涉及23家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农商行、民生银行的开庭数均超过20起。而在2012年银行追讨钢贸贷款的逼债高潮期——20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银行起诉钢贸商的案件仅为27起。

从“垃圾”到“宠儿”

“鼎盛时期,一张福建周宁县的身份证价值50万。有这张身份证,就能有办法从银行贷出500万。”

十年前,在银行信贷员的词典里,钢贸贷款含义等同“垃圾”。

“这也能申请贷款?”一位建行的客户经理回忆,2004年,当一位钢贸老板走进银行要求贷款时,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没有固定资产,缺少抵押物,不属于生产型企业。因此,对于钢贸融资,银行素来避而远之。

在银行介入之前,钢贸商的生意并不好做——这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订货时要先向上游钢厂支付保证金,提货时需要付全款;卖货给下游用钢企业,又要先垫资,过一段时间才能收款。在这个链条上,钢贸商的资金使用量大,周转时间长。

2005年左右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民生银行,放贷给钢贸商,利率上浮20%。业内一片惊叹,要知道,当时的行规是中小企业按照基准利率放贷款,国字头的企业还要下浮10%。

“当时都怀疑客户会不会跳起来说银行疯了。”一位同行回忆着当时的迟疑与观望。可是,在饥渴的钢贸链条上,民生银行这桩上浮20%的生意却渐渐越做越大。很快,各家银行群起效仿,钢贸商的需求彻底打开了,顶峰时,利率上浮比例可达40%。

对于钢贸商来说,2009年是难忘的一年。金融海啸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银根一路放松。国务院发布了“金融30条”,数次强调放宽中小企业贷款。

这一年,钢贸老板们终于全面、充分地领略了银行的“服务热情”。李天成回忆,那时银行客户经理是倒过来求他帮忙完成贷款任务,最终的结果是李天成的贷款从原来的几千万飙升到两个亿:“他们每天都来公司,看着财务报表,画以亿为单位的信贷蓝图。”

为了拼抢业绩,银行展开了“服务竞赛”:例如,原本五折的房产抵押率,逐步上升到最高峰1.5倍,也就是说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可以贷出150万。而银行与钢贸商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商会组织的活动,银行行长们悉数到场。福州的银行信贷员们,也飞到上海,争相给“老乡们”放贷,鼎盛时期,一张福建周宁县的身份证市价50万——在银行眼里,周宁就是福建钢贸商圈的代名词,有了这张身份证,就能有办法从银行贷出500万。

服务最贴心的是民生、华夏、光大等几家银行,他们的信贷员甚至自发联合组成贷款小分队,根据钢贸商的账面流水,最接近哪家银行的贷款条件,就做哪家的贷款。

在轰轰烈烈的全行业争抢钢贸贷款中,“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根据行业特点,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应运而生——简而言之,是银行为钢贸商垫资,等到货款回收,再还给银行。当然,其间银行会控制风险,并获得利润。

于是,民生银行的“商贷通”,深发展的“厂商银”,建设银行的“速贷通”,还有“兴业通”等,大批符合钢贸行业特点的银行产品应运而生。

一夜之间,钢贸融资成为全行业宠儿。这跟“四万亿”有关,但并不仅仅只跟“四万亿”有关,也跟银行的激励机制有关。

首先钢贸商能为银行带来大量存款。如果采用联保方式,钢贸商首先要将贷款金额的20%作为保证金放在银行。开承兑汇票也要给银行30%到50%的保证金。钢铁贸易是大资金的行业,流水动辄上亿,保证金的数目也非小数目。在一些支行,光钢贸的保证金就能占到存款的60%。

中国银行业有句俗语:“存款立行。”在基层网点,前台客户经理绩效考核的大头永远是存款,指标各家不一,但差别不大。例如在民生银行,客户经理的日均存款不能低于5000万,如果不达标,那么这个月只有“裸体收入”——1450元。

虽然近来,银监会发文指出不单独考察存款,要考核利润,但利润的来源很大程度也是依靠存款。更何况,钢贸商也恰是不可多得的利润来源。

钢材贸易虽为资金密集型企业,但在规模上又属于中小企业,给钢贸商放贷,既量大,又可完成给中小企业贷款的指标压力,考核上占优势。

更让银行“惊艳”的是,银行为钢贸商开出的承兑汇票属于表外业务,不占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贷款指标。于是,上海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内部数据显示,该行向钢贸企业发放贷款,表外业务余额是贷款余额的三倍。

这些业务为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钢贸商在银行贷款,利息上浮30%。一般情况下贷款2000万,要先把1000万作为存款放在银行,之后还要加收两个点的中间业务费。

因此,在一些大规模做钢贸的支行网点,银行因此获得几十亿的利润,而按照一些股份制银行的激励模式,相应支行行长的年收入在千万级并非神话。

据民生银行的内部员工透露:西南支行曾是民生银行钢贸贷款最集中的支行,前支行行长陆毅文更是业内响当当的人物,上海最大的三四家钢材市场都是其客户,收入超过千万。在这家支行,年薪超过百万的高级客户经理多达十人(而其他支行往往最多一两个),能搞定钢贸贷款的实习生,收入能供他们开上宝马车。

2012年,陆毅文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民生银行劝退,也上了上海银监局的黑名单。

按照上海市银监局的统计,上海地区的钢贸贷款余额约为1975亿元。上海每年的钢材交易量约为一亿吨,按照钢材价格4000元/吨计算,买卖钢材一半的资金来自银行。若以15%的平均融资成本计算,那么银行每年可从中获取的回报近300亿元。

对于基层行行长来说,银行每年有20%-30%的业务增长压力,2007年以后银行分支网点越开越多,竞争日益激烈,钢贸企业成了他们拼业务最重要的客户。

钱生钱的好办法

“钢贸老板把钢贸当成融资平台,去投资其他产业。正值地方政府着力进行钢铁物流行业的招商引资,仅无锡一市就上马了四十多家钢材市场。市场盖起来了,更多的福建年轻人就从老家出来,成为新的钢贸商人。”

“要不是银行主动找上门来教我们,我们这些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怎么可能想到去银行贷款?”这是2013年3月,在一场钢贸纠纷庭审现场,一个钢贸商对彼时情境愤愤不平的回忆。

对他们来说,在那时,以往多年渴求而不得的钱,就像天上掉下来一样从银行滚滚而来。不难想象,钢贸商如何以同样高昂的热情,投身这场财富竞赛。

当钱来得太容易,钢材渐渐变成了一种金融品,成为套取资金的工具。

李天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每个钢材市场背后都会有一家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承担了融资的一条龙服务。家乡过来的年轻人,即使什么都不懂,用三万元买一个注册资金在500万以上的公司抬头,马上就可以去申请贷款了,担保公司会按照银行要求帮忙做好一切资料。

浦发银行客户经理鲁宾回忆,钢贸企业送来的贷款材料都按顺序排好了,走账也非常漂亮。

这样的入门企业,一般能从银行贷到300万,其中100万要压在担保公司——对担保公司的这些“抽头”,没人有怨言。

贷到的钱,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先要买一辆宝马七系级别的豪车装点门面——在2009年至2011年,在大柏树第一钢市地下车库,劳斯莱斯、宾利、玛莎拉蒂总裁、法拉利之类的豪车比比皆是。

这些银行贷款,有人会用来整栋整栋地买楼,去山西、内蒙古买矿,以年利率72%的高利贷借给房地产商,更高端的则玩起了PE。

2009年,李天成从一家银行贷款3000万,三年下来,利率和费用达到1200万。他说,“我们没计较过利息。”几年里,李在上海买了近三十套房子——银行也鼓励他先借1000万买一套房子,用房子抵押从银行贷款,这样之前借的1000万能还上,自己还留了一套房子。

李天成还去安徽买了块地,建物流基地,开钢材市场。

这是个能让钱生钱的好办法:2009年,上海、江苏等地着力推动钢铁物流行业的招商引资,仅无锡一市就上马了四十多家钢材市场,苏州也在3年内发展了近40家钢材市场。在无锡,50亩规模的钢材市场,就能拿到银行20亿元的授信。

“虽然商会经常提醒不要盲目开市场,但当时根本没人听。”李天成说。就在那时,他还借给了老乡3600万,给后者去无锡开钢材市场。

钢材市场盖起来了,要招更多的钢贸商入驻,于是更多二十岁出头的福建籍年轻人从老家涌到上海、江苏等地,摇身变成“第三代的钢贸商”。

宁波银行的一位分行行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钢贸老板把钢贸当成融资平台,去投资其他产业,银行的人也十分清楚。只是没有风险暴露出来,双方都相安无事。”

2011年上海周宁商会的年会,规模极为盛大,能容纳两千人的国际会议中心挤得满满的。可惜,到了2012年,年会取消了,因为丧钟已经敲响。

重灾区

““一仓多押”和“联保贷款”,将钢贸贷款推向全行业崩溃。”

2012年3月到9月,螺纹钢的价格从5300元/吨,跌至3300元/吨。

深藏在钢贸融资链条上的一个个定时炸弹,开始渐次引爆,牵扯到的各方,无人能够幸免。

一位钢贸商如此回忆:2008年9月到11月,金融海啸后,钢价也跌了两个月。就像船破了,救援队马上就来了。但2012年,看不到救援队的影子,大家担心这条船要被抛弃了,只能跳水各自逃命。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同比下降98.2%,利润率几乎为零。

持续的房地产调控,地方融资平台和铁路项目融资环境的恶化,直接拉长了钢贸商的回款周期。而这一年,货币政策收紧,银行开始抽贷,更让钢贸商脆弱的资金链岌岌可危。

但算起来,真正让银行和钢贸商吃不消的,不是钢价大跌,而是在钢贸贷款中存在的“重复抵押”和“连坐机制”。这两个环节的存在,早已注定这场“八个盖子十口锅”的资金腾挪术,迟早要崩盘,而钢价下跌,不过是个导火索。

在银行与钢贸商的“完美游戏”中,银行曾认为自己找到了控制风险的最佳途径。

这种钢贸供应链金融的模式,是指银行为钢贸商垫资并收取保证金,向钢贸商上游的生产企业钢厂开具承兑汇票(钢厂需给出回购保证,以防钢材滞销)。钢厂收到承兑汇票后生产(钢材生产周期一般为1-2月),接着将货物存入银行许可的仓库,仓库将货物提货单(又叫仓单)交给银行,银行开具发货通知,钢贸商提货并开始销售,然后兑付银行的承兑汇票。

银行的如意算盘是,手上有仓库的货,还有钢贸商缴纳的保证金,一旦滞销,更有钢厂的回购保证,三重保证,一切看上去风险可控。

但恰恰是这桩铁板钉钉的生意,在现实操作中出了大问题。

供应链金融涉及诸多环节,每一环都需要银行清点核对。从钢厂出货到钢材入库,每一张出货单、进货单,乃至钢材堆放的位置、堆多高,银行的人要心中有数。而银行往往很难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监管。

仓库有一套数据系统,银行本可以通过系统查到货的数量和所有权。但一旦仓库暗地里改系统内的数据,银行很难发现。

“仓库里的货很难查,有同事去仓库数钢筋,根本数不清楚。一堆货只有5000吨,说成1万吨我们也信了。”兴业银行的信贷经理说。

发展到后期,十几个贸易商合伙出资把仓库买下来,控制仓库更是易如反掌。没有银行的放货指令,仓库已经把货放出去了。开出虚假仓单和重复质押更是比比皆是。一库钢材,反复抵押,钢材成了贸易商骗取银行贷款的金融衍生品。

“仓单可以买通仓库进行‘空开’(仓库里的货物一货多嫁),银票背书的钢厂章可以私刻,只要钢贸商最后把钱还上,银票流转无误,中间环节的审查都会很松。”民生银行的信贷经理说。他曾经亲眼见到,有个钢贸老板一拉开老板桌的抽屉,里面钢厂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一应俱全。

2012年8月,几家公司到上海市宝山区的高境钢材仓库提货,却发现宝钢下属的一家典当公司,已派大卡车挡住了仓库大门,钢材已被高境仓库的业主拿着虚假仓单一货二卖。随后,上海几家国有的仓库也相继出事,涉及金额达到几十亿。

银行的人去仓库查库存,原本质押该行的钢材已经被其他银行查封了,连银行的人也不知道仓库里还有多少货是属于自己的。

上海银监局的调研数据足以显示仓单重复抵押的普遍:截至2011年6月末,上海用于质押的螺纹钢是库存的2.79倍。这更意味着,一吨钢材至少被重复抵押了2.79次。

而眼下,更让银行心惊胆战的是针对钢贸商的联保贷款。

这种“连坐”模式曾被金融圈认为能有效规避信用风险,是钢贸融资的最佳放款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商圈互保或者由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担保给企业发放贷款,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就可以要求互相担保的企业或是产业链上实力较强的核心企业代为还款。

一般而言,4-5户结成一个联保体,其中如果有一到两家资质较好的企业,可以贷到1500万到3000万,规模较小的企业也能贷到500万到1000万。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上海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内部数据显示:该行向钢贸企业发放的贷款中,担保方式以保证方式为主,占比50%;信用方式占比18%,质押方式占比18%,抵押方式占比14%。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2012年2月,无锡一洲钢材市场老板李国清跑路,不仅带走了李天成借给他的3600万,同在一个联保组的李天成还被迫代偿了3680万元。

缺口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如今,联保贷款的违约风险已经演变成另外一种行业危机,2012年一年,李天成替联保组偿还了8000万的债务后,再无力偿债,连他自己也难以翻身了。

上海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末,部分银行的信贷行业集中度过高,4家银行的钢贸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接近或超过20%,7家银行钢贸企业承兑汇票占比超过5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银行一看352(宁德地区)开头的身份证,连信用卡都不给办,因为用信用卡套现的钢贸商太多了。”

风险其实早已有人预警。2011年11月到12月,上海银监局两度发文警示钢铁物流企业授信风险,措辞激烈。起因是上海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以福建宁德籍人员为主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团伙犯罪案件。

风险通报中称:在沪福建宁德籍钢材商普遍存在利用虚假注册公司、虚假交易套得银行贷款后,违规使用贷款资金的行为(如发民间高利贷、投资房地产等),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安全。

银行开始收缩。这一年年底,银行的普遍政策是:钢贸贷款新增不允许,总量要收缩。

比如建行川沙支行,2011年底1.5亿的钢贸贷款,到2012年年初已经缩减了九成,只剩1500万。“总行的基调是要压缩,那每家支行就拼命压缩。压缩越多,行长的奖金越多。”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经理说。

2012年4月26日,银监会也发文要求银行谨防钢贸企业将贷款投向高风险行业,提示银行及时调整信贷政策。

银行加紧了收贷步伐。几天时间,李天成被几家银行收走了5000万。

2012年的夏天,上海钢铁服务业行业协会会长周华瑞拉着周宁商会的几名元老,挨家银行游说。因为银行往往跟钢贸商说先还旧,再借新,但实际上等还了旧却不再借新,周宁商会甚至认为银行是“骗贷”。

那一次,周宁商会与民生银行商谈地点选在了千年古刹——龙华寺,“对天对地对菩萨,银行也不要再骗贷。”上海周宁商会会长肖志成如是说。

虽然几家银行纷纷表态,给展期和续贷,但据上海钢铁服务业行业协会的统计,2011年,上海钢铁物流企业在各银行的贷款余额达1510亿元,2012年初以来,收缩了近500亿。

2012年下半年,民生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晴(化名)常常感觉在和时间赛跑,支行空气里弥漫着焦灼的味道:分行要求每个星期汇报手上客户的个人征信情况和抵押物排查情况,实时跟进法院信息和其他银行的贷款情况。对发票和流水的审查也比之前严了很多,原本报到分行层面一两个星期就能放款,2012年下半年之后,一审就是三四个月。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信贷急速退潮后,钢贸商才发现自己原来在裸泳。一面是一直亏损的钢贸生意,一面是银行的信贷收紧,而当时贷款投向的其他产业——比如物流园等,大都还在建设之中,资金回笼困难。

生意停滞了,银行利息却日夜滚动着。李天成感慨:“贷款就像吸毒,会上瘾,一停掉人就完了。”为了还银行利息,他不惜欠下年利率108%的高利贷。而现在,高利贷对他围追堵截。

更要命的是,福建人的信用毁于一旦。从前,福建人喜欢抱团打天下,信用在各界均有口碑。几年前,一位福建钢材老板炒电子盘浮亏2.5亿元,周宁商会部分人每人摊派200万就解决了。直至2012年年中,周宁商会还在对外宣传,“周宁人在银行没有一分坏账”。

现在,大家都在拼命想办法,甚至有不少人试图用信用卡套现还银行利息。2012年12月,上海周宁商会会长肖志成整个月都在跟银行协商会员信用卡逾期的问题,银行一看352(宁德地区)开头的身份证,连信用卡都不给办。

萧条的景象开始蔓延。蛇年春节后,钢贸商的开工时间比往年晚了很多,而2013年的这个3月,南方周末记者走遍了上海的几大钢材市场,地上地下的停车场已经难觅50万以上的车——有趣的是,也有人发现了新的商机,一位2005年开始转型去广西养鳄鱼的福建籍钢贸商开始回上海收购老乡甩卖的劳斯莱斯,价值1000万的,400万就能收进。

至于这场融资游戏如何收场,眼下还没有答案。浦发银行的客户经理鲁宾说:“钢贸商是轻资产,重流通,手里的资产有2个亿,贷款有5个亿,怎么帮他们重组?银行虽然手里攥着钢贸商的房产,但处置成本很高。如果全都拿出来卖,上海的房价不知道要跌多少。”

他们都在痛苦地等待,等待钢材市场回暖,等待手里的房子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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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的另一角–国企沦陷钢贸放贷生意

“在钢贸融资链中,资金充裕的国企扮演起“二银行”的放贷角色。只是在这个癫狂的游戏里,同一批钢材往往被押给多家国企。直到现在,在许多上海仓库里,钢材都已经锈了,还没搞清楚究竟应该属于谁。”

“躺着赚钱”的逻辑

“一转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为钢贸商提供融资的,并非只有银行。最近几年,资金充裕的国企、上市公司都在钢贸融资链上扮演起了“二银行”的角色。

国企的先天优势是能从银行拿到低息贷款,一家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一家银行的授信高达30亿到50亿,贷款成本是5%左右的银行利息,同期市场上的拆借利率在16%-22%不等,一转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在钢贸圈里,以民营钢贸商为主,但也有像中国五矿这样的国字军——这些大型国企的下属子公司、分公司也在从事钢贸业务,但他们往往意兴阑珊。与其自己去赚辛苦钱,不如把贷款转给民营钢贸商,让他们去做业务,自己坐收利息。

于是,极度渴求资金的钢贸商与大型国企一拍即合。

在这种模式中,国有企业先帮助缺乏资金的钢贸商支付货款,钢材放在第三方仓库进行监管,一段时间后钢贸商再通过加付一定的佣金费用或者利息费用偿还资金后,以拿回钢材货权。

这种俗称“托盘”的融资业务始于2008年底。当时“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多数投向“铁工基”项目,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回暖。诸多利好消息的推动下,钢贸商们开始从所有能筹钱的渠道借钱囤货,赌钢材升值。

与此同时,国企、上市公司也受益于宽松的银根,获得大量银行低成本资金,于是资金雄厚的企业,摇身用银行的钱赚钱。

按照“托盘”的行规,钢贸企业要付给托盘方每月1.3到1.8分的利息,走账期6个月。也就是说,充当托盘方的大型国企从银行贷出资金,只要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半年净赚10%以上。钢贸商还要塞好处,求着金主。这对国企来说,可谓是“躺着赚钱”。

“托盘”业务的吸引力不止于此。国企的考核机制要求做大营业额,钢材“托盘”动辄几个亿的资金量,买进卖出,营业额成倍翻滚,做大营业额的目标很容易实现。高峰的时候,一家央企下属的多家子公司、分公司都在做“托盘”业务,相互之间还要竞争。

银行给钢贸企业贷款前要进行贷前审查,这降低了“托盘”风险,而国企甚至不需要考察钢贸企业资质,跟领导打个招呼即可放款。

但是保证“托盘”资金安全的前提是代表货权的仓单真实有效。一旦钢贸企业用虚开的仓单抵押融资或一批钢材重复质押,麻烦就来了。

仓库也是福建人的

“控制仓库后,反复质押易如反掌。”

钢贸商总是希望能融到更多的资金,仓库就变成了秘密所在。

最初的手法是搞定国企负责监管的工作人员,虚报质押钢材的数量。因为很多国企没有自己的仓库,钢贸商把钢材质押给国企,往往是登记一下之后,货还放在原来的仓库。

后来,钢贸商们发现,每一笔要搞定一次,很是麻烦。如果直接控制仓库,则可以一劳永逸。

上海宝山一带的仓库库容可达200万吨,以一家钢贸商的实力不足以买下仓库。而福建籍的钢贸商喜欢抱团,二三十个人合伙出资把仓库买下,直接进行控制。

等到2012年8月,“托盘”危机爆发后,一位国企的代理律师查遍工商资料后发现,钢贸商控制仓库的手段也极其隐蔽。早期还能发现许多蛛丝马迹,比如关联股东同时出现,比如钢贸商的老婆作为仓库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但后来,仓库与钢贸商表面看起来都毫无瓜葛,他不得不买通仓库的内部人才得知其中的关联。他说,“几乎都被换成了‘白手套’。”

拿下仓库之后,钢贸商将同一批钢材反复质押给多家托盘企业更是易如反掌。

其实后来一些国企的领导已经看出其中的猫腻,但不忍放弃“托盘”生意带来的高额回报,没有及时叫停,只是慢慢收缩,还没等到收完就出事了。

而一些国有仓库虽然没有被钢贸商直接控制,但也失守,包括行业里信誉最好的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物)。

中国铁物宝杨路库的某位经办人和上海金舆商贸有限公司联手,开具虚假仓单,将一批货物“托盘”给贸易公司上海托克的同时,还重复开单给厦门象屿、上海闽路润等多家托盘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超过5亿。

到后来,“托盘”已经演变成单纯的融资——“托盘”公司实际并不需要货物,只要钢贸资金链不断,货权实际归属并不重要,“托盘”公司收到的仓单更接近借款凭证。

前述国企的代理律师亲眼见到一整套造假的发货单和入库单,代理订货的买卖合同都是虚假的。

制造虚假仓单可以让资金杠杆无限放大,到最后,钢贸商已经不知道自己借了多少钱,早已失去了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在这个游戏里,如果钢材价格一直上涨,托盘就永远不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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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曾子颖/图)

东窗事发

“国企因这些钢材而造成的坏账,金额可能远超银行。”

钢贸商从托盘方融资后,往往不再从事钢材买卖,而是投向房地产和民间借贷。但2011年底开始,多个地区的高利贷钱庄崩盘,房地产业的资金链条也在严厉的楼市调控下绷紧。

此时,托盘陆续到期,钢材价格又在持续下跌,钢贸商急于变现,出货价格甚至跌到了钢厂出厂价以下。

到期还不了钱,钢厂便要来仓库提货。但一提货,游戏就露了馅。

2012年8月22日,上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排查钢贸融资领域的紧急通知》,提示说部分在上海经营钢贸企业的福建宁德人员使用虚假仓单,向国有企业融资,已形成国有企业的重大风险。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将全面查清委管企业涉及情况,妥善处理问题,排除风险。

至此之后,钢贸链条上的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家家倒下。截至2012年年底,因为钢贸回款问题,中钢天源、厦门信达、马钢、中储股份、中材国际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风险提示。

一位五矿公司的法务人员感慨地回忆,从来没在同一时间见过那么多领导。其中一家子公司的涉案金额高达几个亿,五矿的会计算账就算了三天。

他记得,2012年的9月,在钢材仓库集中的上海宝山区,仓库门口到处是法院的封条。

一家仓库门口贴着几家法院的裁定书和公告,一堆钢材贴着几家国企的物权所有标签,一堆钢材也已经被法院重复冻结了多次,是当时常见的景象。

一时间,国企都来仓库讨要钢材,为了抢货甚至在仓库大打出手。仓库方则派出重型卡车和集装箱堵在门口——当时在上海,重型卡车都被抢租光了。

来上海经侦总队报案的人也排成了队。而一些小型钢材加工企业也连带遭殃,放在仓库的小批货品常常被误封或者误抢。于是,有人便不得不直接睡在仓库里守着钢材。

现在,半年过去了,许多被重复质押的钢材仍然无法确定归属。

2013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2012年出事的高境仓库,只见堆放在露天的钢材里外都已锈蚀,据同行的钢贸商判断,这些钢材至少停放了半年以上,拿到市场上变现也要几成折价。

一位代理多家国企“托盘”案件的律师说:“一家仓库往往涉及几十个亿的托盘资金,国企除了这些物权不清的钢材,没有可以变现的资产,坏账金额远超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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