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则的局限
（2013-04-16）
社论
2013年4月16日
年轻家庭的托儿开支，将因为政府主动减少租金而有望降低。新成立的幼儿培育署宣布，建屋发展局今后在出租空间给托儿服务业者时，将放弃价高者得的“拍卖式”竞标模式，业者的课程素质及收费等“非标价”因素，也将成为竞标的考虑标准。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能通过政府介入，控制租金不断上涨的方式，来减轻托儿业者的成本，进而降低年轻家庭的托儿负担；长期而言，这或许还能为年轻国人多生育提供诱因。
寻求市场原则以外的理由来制定政策，政府终止托儿服务“单一标价”方式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结合最近几名部长的发言，可以看出政府的施政哲学，正持续走出放任市场定价的旧格局。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前天重申，政府会检讨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国人应付医药费的负担，但也必须考虑财政平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日前也指出，建屋局是预购组屋价格的制定者，不会被组屋转售市场牵着鼻子走。
放任自由市场以供需决定价格，已经导致越来越多国人因生活费持续高涨而普遍感到焦虑，这也让政府不得不检讨既有做法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其实，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本地经济活动长期扮演积极的角色，政联公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率，只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证据。换句话说，本地经济运行的实质，从来就不是按照纯粹的自由市场原则。以组屋和店屋为例子，代表政府的建屋局是全国最大的业主与房东，它完全有能力通过调整供应来影响市场价格。降低托儿服务业者的租金，对政府而言犹如为长者折枝，可以说做就做，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个现实。
就算不考虑政府拥有左右市价的能力，假设生活费的上涨完全是市场自由供需的结果，事实表明，在重大的社会政策领域，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绝非最优的机制。再以托儿服务为例，鉴于人口出生率长期萎靡不振，鼓励国人多生育成为政府最重视的政策之一。虽然养儿育女不能仅仅从金钱去考量，但不容否认的是，培育孩子的成本高涨，无疑是导致年轻夫妇不生或少生的主要因素。这种长时间的金钱负担，不是任何生育配套所能够缓解。釜底抽薪之法，必须从减轻家庭的支出着手——这不可能让锱铢必较的市场来做，只能由政府承担。
同样的，让不少国人感到越来越担忧的医药、住房、退休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其实责无旁贷。自从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政策重心的转变痕迹日趋显著，政府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主动介入的姿势，不能再任由自由市场价格决定一切。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展现了这种政策思维上的改变。但是，施政的转变固然反映了思维的转向，在公共论述方面，至今还未见阐述政策思维与做法转变的前后一贯的说明。
所谓“言不顺，则事不成”，关系绝大多数国人福祉的政策改变，必须辅以一整套逻辑前后一致的说法。这除了能够取信于国人，还能通过论述来合理化施政，凝聚全民共识。对现有公共政策的论述，无非是市场的价格理性——一切的做法必须要符合成本效益，价格信号是资源分配的首要考量。这套效益至上的说法，以及伴随而来的政策原则，或许能够达到善治的效果；可是能否实现公共善，如机会的均等、社会流动性、公平正义，甚至具体到让年轻国人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享受生养儿女的快乐，却并非必然的结果。提出全新的论述，说明市场原则的局限，是形成新社会契约的必由之路。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3/04/19/%e8%bd%ac%e5%b8%96%ef%bc%9a%e8%81%94%e5%90%88%e6%97%a9%e6%8a%a5%e7%a4%be%e8%ae%ba-%e5%b8%82%e5%9c%ba%e5%8e%9f%e5%88%99%e7%9a%84%e5%b1%80%e9%9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