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又「被離職」了。這是第三次。
一年前他從《經濟時報》去了《經濟觀察報》，仍然做他的新聞調查，還招了一些新聞系的年輕人跟他東奔西跑。我去看他，小辦公室裏堆滿了上訪民眾的材料，他們對他的指望要超過對任何一個信訪辦。那些小山一樣的材料一直壓在他心口上。現在他要離職了，仍然帶着它們走。搬家時擺在院子裏等着車來拉走，牛皮紙袋的信封黃黃一片，在霧霾天裏像黃土坡。
我想起來另一幕，在郊區的小館子裏，外面是髒風吹起的漫天的塑料袋和垃圾。他要一碗熱羊湯，一塊大餅，一根大葱，喀嚓喀嚓地吃起來，像地道的農民。旁邊坐着一個沉默拘謹的男人，緊緊挨着他，像依賴着他，是一個等待國家賠償的愛滋病人家屬。
那是四年前我跟着王克勤去農村。河北邢台，距京城駕車需四個小時，進村則要再多兩個小時。
山是黑色路是灰色
空氣污染得厲害，拉滿了煤塊的大車不斷從街上駛過，煤渣掉了一地，路面也成了黑色。沒有人行的窄路，街上走的人就那樣跟大車一起並列着，小心躲閃着。村裏空氣好一些，但那大石山的縫隙裏吹出來的風打在臉上像刀割，太陽落山後，山是黑色的，路是灰色的，有時走過羊群，有時是突突響的冒着黑煙的農用拖拉機。
農村的土路沒有燈，鄉村夜晚除了風聲也沒別的動靜。王克勤以前來的時候就住在老鄉家，炕燒熱了，水壺放在爐子上，往一個塑料大杯子裏沖熱茶，和老鄉聊到深夜，他很滿足。以往他常往這個村跑，先坐火車再換汽車，再走上個把小時的山路。那一年，有村幹部設計在山上推下一個大石頭砸死他，裝作偶發事故。他命大，晚上老鄉一再挽留，所以他沒走那段夜路。
村裏的人對他都熟稔親熱，只有官員恨他。下到村官鄉官，上到省官和衞生部的官。他不是反共人士，他只是個記者，並且還是黨員。當年他報道了這個愛滋病村，他們是因醫院輸血感染愛滋，又妻傳夫，母傳子，這樣整個村愛滋高發。而後他替村民打官司向醫院要賠償，想給那些絕望的人以安慰和公道。他來這村子不下百回了，只有他敢和他們同居一室，一個桌上吃飯。
做調查記者近三十年，年輕時在省報做專題揭黑幕，下場是開除。他丟了工作，操縱股市的黑社會和官員要500萬元買他的人頭。他那時和普通訪民一樣奔走呼號，心裏絕望到想殺人，買一把長刀想去尋仇再自殺，走到河邊聽到大悲咒，扔下刀對着黃河嚎哭。
因禍得福，平了反，進了京，去了《經濟時報》，他報道的事情都觸目驚心，自己也是命在弦上。他何以有這般勇氣和耐力做這些報道，他回憶剛做記者時他也有懈怠，不愛下鄉做調查，父親大怒：你別忘了你是農民的兒子。
觸目驚心命在弦上
《經濟時報》因為他在職，連累幾任主編辭職，但他停不了，做深度調查是他認定的職業命運。官員想找他的茬也難。「我每個數據都確實，每個事件都採訪上百人，我從沒有攤上過誹謗官司，真相面前，他們能奈我何？」
而內鬥還是扳倒了他。他被報紙內部定成了「反黨反社會分子」。別有意味的是，王克勤恰恰是黨員，他又恰恰是對中共仍然沒放棄最後的信心。
《經濟觀察報》幾乎是「收留」了他，做為新聞調查部的主任，他的月薪是3000元。
只是一年，他又被迫離開。我問他緣由，他說有外部壓力，也有內部理念分歧。中國何其遼闊，而新聞界總是容不下他。
他和艾未未曾同獲《時尚先生》的雜誌頒獎，他知道這獎的意味，同意去領獎，又不巧看那紅毯上的各路精英秀，心裏不是味：人模狗樣的。你連人權都不知道，連人都不是。
他和那些精英同座無話，和訪民在一起卻自在得有如鄰家大哥。在紐約無法回國的維權人士高耀潔，在河南受軟禁的時候，見到第一次謀面的王克勤，脫口而出：想你想得肝腸斷。
他命好，妻子是佛教徒，寬厚悲憫，與他是同路人，跟他過着清貧又提心吊膽的日子也從無怨言。他在郊區昌平的家，乘地鐵要兩個半小時才能上班，夜晚他總是飛跑着去地鐵站趕尾班車。
中國最有名的新聞記者目前是失業，他也年近半百，不知尚有機會開出新路來。
王克勤不是苦情的角色，憤怒時大手一揮，講話時大嗓門，震得玻璃門直響，有時他會氣得笑了，朗笑三聲，以示無畏。
我問他有何打算。他說：暫且休養生息。
我想起他平日裏喝極釅的茶，抽辛辣的煙，是因為勞累也是因為常年積鬱和憤慨。現在天高雲淡，他該有時間散散步，望望天，然後再去望人間。
家住郊區，王克勤上班乘地鐵要兩個半小時，夜晚總是飛跑着去趕尾班車。
王克勤不是苦情的角色，憤怒時大手一揮，講話時嗓門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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