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 言有不少央行,尤其是美國聯儲在考慮名義GDP目標制度(Nominal GDP Targeting)作為貨幣政策的執行制度。《iMoney》上星期也有文章介紹,訪問其中一個倡議的經濟學家ScottSumner。這制度最早由經 濟學家Meade於1978年提出,不算很新鮮的建議,不過是面對最近的經濟問題時,給人再拿出來討論而已。無論是否完全採用這制度,各國央行,包括日 本、美國和歐洲,也在考量不同的制度。這期簡單介紹貨幣政策不同制度的好壞,讓讀者更能了解這些制度對經濟的影響。
以一個固定年份的價格來算出來的GDP叫實質GDP(Real GDP)。如果以今年的價格來算,就是名義GDP(Nominal GDP)。例如我們算實質GDP的價格年份是2000年,2012年的名義GDP則為:我們首先要明白名義GDP和實質GDP的區別。一般算GDP都以某一特定年(比如2000年)的固定價格來算,讓不同年份的GDP數字可以互相比較。
2012年的名義GDP = 實質GDP × 2012年的價格 / 2000年的價格如果比較增長率,就有以下的重要公式: 名義GDP增長率 = 實質GDP增長率 + 通脹率所謂的名義GDP目標制度,就是通過貨幣政策來穩定名義GDP的增長率。現在英國、加拿大、巴西、澳洲和新西蘭等用的是通貨膨脹目標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就只是穩定通脹率而已。歐洲央行也可以基本上算是鎖定通脹。美國聯儲的貨幣政策就有兩個目標:一、充分就業;二、穩定價格,基本上就是既保持實質GDP增長來達到充分就業,也希望把通脹率維持在不高不低大概2%至3%。
印鈔後遺 刺激作用大減
是不是愈多的目標就愈好呢?一般央行都會受到政治壓力去印鈔票來刺 激經濟增長來換取選票。為甚麼增加貨幣供應會刺激經濟呢?如果通脹增加,但是市民沒有要求更高的工資,實質工資就會降低,企業利潤增加,就會請多一些人, 創造就業。但是如果人民一旦熟悉這種印鈔票的做法以後,就預期了高通脹。一旦有了預期,就要求高的加薪幅度。實質工資不降低,對經濟就沒有刺激了。結果是 通脹高,但是經濟增長沒有改變。這像用藥物來刺激一樣,第一次有效,但是久了就沒用一樣,所以還不如當初就不做這種事。但是只要有政客的存在,就有這種民 粹主義的引誘。為了避免政客受到誘惑,就不如乾脆制定法律,讓央行只能管通脹,目標清晰,人民就會相信,不再要求高的人工加幅。如果有斟酌的餘地,就很容 易讓人民不相信政府,所以必須夠死板才行。當初新西蘭就是用這方法在八十年代末把20%通脹率降到3%左右。新西蘭的成功讓各國爭相仿效,讓通脹目標制度 成了央行制度的主流。
固定一成不變的制度可以讓你贏得鐵面無私的聲譽,但是也需要付出代 價。譬如要保持通脹率低就可能需要付出短期實質GDP增長率比較低的問題。要贏得聲譽就必須在痛苦的時候也不肯放棄才行。如果一有痛苦就放棄,哪有人會相 信你?所以美國聯儲局的多於一個目標雖然可以減少痛苦,但是通脹率也可能更高,讓人質疑的時候更多。更重要的是,一個工具只能處理一個問題。例如當通脹率 很高的時候,我們沒法降低通脹又保持經濟增長,不專心就兩個都做不好。
實質GDP穩定 通脹就固定
好的貨幣政策制度必須滿足幾個重要的條件:一、有效:就是付出最少 的代價來達致價格穩定;二、簡單:人民和市場容易明白,可以計劃將來:三、精確:如果官員有沒有按照制度所做都不知道,這制度難以受到監督;四、問責清 晰。所以有人提出就讓央行只幹一件事,就是穩定名義GDP的增長。如央行把名義GDP穩定在每年5%的增長,這5%可以是2%的通脹加3%的實質GDP增 長,又可以是5%的通脹和0%的實質GDP增長。怎樣分配央行沒法處理,但是最少我們可以有一個範圍可以預期,不會太差。如果實質GDP增長是穩定的,通 脹率就會固定,保障了價格穩定這重要目標。
名義GDP目標和通脹目標最大的不同,在於名義GDP目標制度容許 短期通脹比較大的波動。如果實質GDP增長率改變不大,這兩種制度沒有甚麼差別。但是如果經濟增長出了大問題時,如出現負增長時,兩者的反應就不一樣了。 例如實質GDP增長是負2%,如果名義GDP目標是5%,貨幣政策就會大量擴張,讓通脹上升到7%。但是在通脹目標制度下,央行就保持通脹在固定位置,完 全不管經濟增長如何。簡單來說,所謂的名義GDP目標,就是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以非常擴張的貨幣政策,大量印鈔來達到比較高的通脹來刺激經濟。美聯儲目前無 限期的量化寬鬆(QE)是很類似的政策。
通脹減債 須防信貸膨脹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解決債務問題,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通脹,讓實際需要還的錢降低,但是高談通脹在政治上很難讓民 眾接受。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拋出一樣比較好聽的東西,讓這計劃容易讓人接受。名義GDP目標制度聽起來不錯,也讓人感覺到這種高通脹只是暫時性的東西,政治 上比較可行,所以可以預期各地區的通脹應該會上升。
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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