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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银的研究报告是极其详细的，他们并没有忽略估算控制污染的成本。德银经济学家总结到，他们的控制污染政策，能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维持在6.8%：
虽然我们提出的一篮子政策将在2013-2030年每年平均降低煤炭消费0.8%，但并不要求降低同期的能源消费总量。实际上，我们的政策能容许能源消费总量每年平均增长3.4%，基于能源消费与GDP之间0.5的弹性系数，预期年均GDP增长为6.8%。通过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向服务业发展）和能源储蓄技术的广泛利用，0.5的弹性系数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经济的能耗密度是OECD国家的两倍。如果能在未来18年把中国的弹性系数降到0.5，这也只需要中国的能耗密度降低53%，这个水平只是略微高于现在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换句话说，中国每单位产出的能耗需要下降约一半，同时经济能保持接近近期趋势的速度增长，这样就能降低空气污染水平。
德银的模型很可能是对的，但可能有点过分依赖一个前提假设——中国将转变现在的资本密集型和制造业增长模式，成为更高端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比如说，德银比较了英国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煤炭消费量，结论是，煤炭消费大降也能维持经济增长。
德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的能源密度是高得难以置信的。但中国能否在保持现在增长趋势的前提下，把能源密度降低如此高的幅度还是个不确定性。虽然别的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这样的转变，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也能实现相似的转变。质疑中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国城镇化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问题等。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那么按照德银的模型，中国要控制污染是无法保持6.8%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尽管中国的能源密度不能象德银预期一样下降，但更低的经济增速也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费增长。所以，德银报告中保持6.8%的环境可持续经济增速是具有相当大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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