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法国右翼的费加罗报在辩论意见专栏版刊登一篇文章，标题为“廖亦武：我梦想中国解体”。廖亦武在其新书“证词”法文版在巴黎出版之际，接受采访，评论中国现状，并表示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前景。本文是由卡罗琳德马雷采编、记录。
德马雷：天安门后，你坐牢四年，这四年改变了你什么，让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
廖亦武：我父亲是一名作家，他在1957 年受到“百花齐放”的迫害，因此警戒我，不要批评中国的政体制度。我没有相信他的话，因为1980年代，正是中国大开放的时期。而这四年的坐牢经验告诉了我，权力可以多么穷凶极恶。在狱中，我为自己培养了一个算是正面的自我形象，针对我的勇气，我写了诗作“屠杀”。
但我出狱后，却无人接待我，甚至所有的人都躲避我。中国人只想要赚钱。我只好回到父母家中生活，而他们禁止我出门。警察几乎每天上门巡视我。他们没收过三次我的创作手稿，而每一次，我都重新再写一遍。
我认识了另一种新的关闭的形式，是我在监狱中找到的，那就是写作及音乐，他们让我能够逃离这个自我监禁的精神世界。
随着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人们以为中国监狱的情况会有所改善；但却惊讶地发现它其实在恶化。在薄熙来事件中，因涉嫌参加黑社会而被逮捕者有300人左右承认、招供，这显示了现今的拷打酷刑比我那个时代还厉害。
德马雷：你是否认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2年，把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是一种政治选择 ?
廖亦武：我不能对诺贝尔奖下如此结论，但我看到的是，莫言敢把审查制度与机场海关检查的必要性相提并论。而且他被问到，是否知道有作家因发表对中国的看法而被关在监狱中，他却回答，不知道。
德马雷：在此际审查更加严厉的时刻，你是否相信劳教改造措施将会终结？
廖亦武：在中国是有法律条的存在，但经常被踩在脚下。在天安门时，我对法律的看法，在一刻钟内就完全颠覆了。更何况，西方人对于劳改营的判断被模糊化了。随着时间流逝，西方人的记忆会逐渐淡化，但没有人会与那些沾满天安门血腥的侩子手再度握手，向其屈膝求饶。
审查监控南方周末是中国政府向所有中国媒体发出一个信息。而南方周末一直到2001年都还能自由发言。今天，已经不是西方价值观影响中国了，而是这个人人称为后极权主义的中国，将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全世界。
德马雷：你对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有何期待？
廖亦武：我们许多中国人都非常期望中国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们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阶段。习近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尚非中国主席。他传给我一个特别沉重的信息：他上任后的首批动作之一是，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李必丰只是表达其信念就被判坐牢12年。
德马雷：你怎么看未来几年中国的变化？
廖亦武：中国，这个帝国应该解体。我梦想，中国分裂成二十多个不同的小国。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分裂时期总体上比合一的时期长。而在分裂成几块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出最强的光芒。也就是这段时期当中，中国出现了大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人。我们为何需要忍受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人投票选举出这些的领导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任何人。不是这些领导人可以改变中国，而是由中国老百姓来改变中国。
德马雷：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藏人自焚事件，但我们感觉西方国家对西藏比较不感兴趣了，你认为呢？
廖亦武：中国人是这么地沉浸在经济市场，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活在独裁体制下。我呢，人家很难听到我的声音，我说的话都被模糊化了。
我没有政治意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录音机。我不为民主而战，让那些希望活在独裁制度下的人去战吧！而那些希望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他们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吧！
藏人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中国政府在替自己制造敌人的时候，也就是正在替自己掘坟墓。这也正是我的梦中蓝图。
如果每个省份独立，这就将解决目前的问题。也就不会有人去骚扰别人、去要求归属权。那时，当藏人想从邻近省份划分出来，敬拜达赖喇嘛，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事务。这也就不会有可怕的自焚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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