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18-1-2013
一般人們印象中，啟蒙思想主要是針對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權威，法國學者陸碧娜卻揭示和強調了它的另一維度：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僅美洲大陸發生了徹底變化，也促使歐洲本身發生重大變化。那些啟蒙思想家們，要面臨來自殖民地的挑戰。殖民地的壓力，成為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源泉。
2012年9月27日、28日，法國國際哲學學院陸碧娜教授（Seloua Luste Boulbina），在北京連續舉辦了兩場講座，主題是從歐洲之外的世界看啟蒙，尤其是從殖民地的眼光看待啟蒙。其中有一場是與中國年輕學者周濂的對話。
阿爾及利亞人後裔
陸碧娜最早研究的領域是托克維爾，後來擴展到殖民地政治。她目前在法國國際哲學學院主持知識的去殖民化課題。這個學院在法國高等教育界裡面比較特殊，是1983年成立的，第一任院長是德里達（Derrida），第二任是利奧塔，其教授不叫教授，而叫研究專案主持人。
陸碧娜的父親是阿爾及利亞人。在196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有四位著名律師站出來替阿爾及利亞戰士辯護，陸碧娜的父親是其中一位。這四個人各有分工，用法國人所制定和承認的條款，為站在受審席上的阿爾及利亞人辯護，他們取得了成功。
您學術關注的重點，是不是與您是阿爾及利亞人的背景有關？我問道。她答：一般人們不談他們自己與研究題目的關係。可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動機。如果你是一個白人男人，就沒有人問你這個問題。她願意承認，她對於殖民主義的興趣，來自她的阿爾及利亞父親。而且，她覺得哲學經常太抽象了，仿佛那是一件可以隨便去講的事情。對她來說，哲學的工作，也是一個政治的工作，這兩者是聯繫在一起的。
戴著面具前進
將哲學與政治、歷史放在一起考量，對於啟蒙思想來說，是一件再合適不過的事情。當時一些看起來十分抽象的命題，比如理性、人道和普遍性，背後都有著十分具體的現實內涵，是那些站在新與舊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們，以哲學概念作為依託，以思想表達作為先聲，呼喚新的政治秩序，衝破腐朽教會的桎梏。陸碧娜在清華的演講甫一開始，就引用了笛卡兒的話：我是戴著面具前進，這指的不僅是要躲過教會的審查制度，還有活生生的宗教裁判所。
教會認定自己是至高無上、不可置疑的權威，是一切力量的來源。理性與內心之光，則表達了世界的新起點：在一個人自身之內，他便是值得肯定的，是有力量的和可以信任的。稱之為光明的，不一定來自外部，而來自這個人本人。所謂真理，不用依賴權威，不是來自權威的金口，而是通過理性和理性的辯論來抵達。17世紀哲學裡培育的理性，為18世紀的革命播下了火種。
殖民地的壓力
一般人們印象中，啟蒙思想主要是針對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權威，然而陸碧娜揭示和強調了它的另一維度：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僅美洲大陸發生了徹底變化，也促使歐洲本身發生重大變化。那些啟蒙思想家們，要面臨來自殖民地的挑戰。實際上，啟蒙思想始終是在殖民地這個背景之下產生的。殖民地的壓力，成為啟蒙思想另一個重要的源泉。
早年的殖民者將戰爭和殺戮帶到新大陸，令加勒比海、南美洲、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飽受迫害、虐殺和酷刑，這引起了歐洲一些法學家的沉痛思考。他們站在印第安人一邊，將正義與法律聯繫起來，進一步提出了自然法、自然權利的概念。比如西班牙的自然法法學家和神學家維多利亞（Vitoria）和蘇亞雷斯（Suarez）。而當他們在思考時，不僅是站在自己國家的角度，而且是考慮適用於不同國家之間的法律，是一種國際化的思考。
啟蒙思想家如何看待奴隸制
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繼承了17世紀的理性遺產和自然法、自然權利的遺產。然而具體到每一位啟蒙思想家身上，他們的觀點有著很大差別。隨著殖民戰爭的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新奴隸制，引進非洲的黑人用作奴隸勞動。如何看待奴隸，是否將他們看作同樣的人類成員，是繼續保留還是廢除奴隸制，回答這些問題，構成了檢驗啟蒙思想的試金石，陸碧娜說，她繼而提出了一個列表。
第一個經不起考驗的人，是伏爾泰。伏爾泰一向被視作法國啟蒙運動的旗幟和代言人。他為卡拉的辯護，可以說開啟了知識份子的傳統。卡拉之子因為債台高築而自縊身亡。但是人們卻認為是卡拉將其殺死的，因為父子倆有不同的信仰。卡拉被處死刑。伏爾泰為此而發動了一場強大的聲援運動，最終法庭改判卡拉無罪。
雖然伏爾泰為宗教上的少數派辯護，但他卻不反對也不譴責奴隸制。他談論黑人時流露出毫不掩飾的理性的傲慢；他們的‘羊毛卷’完全不像我們的頭發，可以說，如果他們的智力不屬於我們所理解的另類，也是十分低下的。他們不能高度集中精力；他們很少綜合，似乎不是為了我們哲學的好處或弊病而生的。伏爾泰的看法，應該是當時社會比較流行的觀點。
與伏爾泰有過激烈論辯的盧梭不這樣看。將奴隸的處境納入思考範圍，實際上拓展了盧梭的思想和表達。在《社會契約論》中，專門有一個章節來談奴隸制。他認為，只有契約才是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而不是任何武力或其他強迫力量。專制者不能因為提供所謂太平而讓人們處於被奴役狀態。如果這種太平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場災難，那麼人民從這裡面又能得到什麼呢？監獄裡的生活也很太平，難道這就足以證明監獄裡面也很不錯嗎？
有人認為因為戰爭的勝利，便可以對被征服者生死予奪，將其視為奴隸或處於被剝奪的奴隸狀態，在盧梭看來是不成立的。假如勝利者沒有在武力之外獲得其他權威和合法性，而是繼續沿用戰勝者的身份，那麼就意味著戰爭狀態始終存在；從戰爭的結果而得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那麼這僅僅意味著宣佈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不打算進入和平年代。在盧梭看來：奴隸制和權利，這兩個名字是互相矛盾的，它們互相排斥的。
盧梭將自然人與社會人進行對比之後，寫道：人生來是自由的，但是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這個生來自由的人，有可能被批評為脫離了具體的社會關系，但是結合當年的語境，正是這個抽象的人，釋放了巨大的革命能量：這個人，是包含了所有人類成員在內的那個人，是將所有人們視為同類的那個人。這個表述，鮮明地反對將人分為三六九等，反對因為社會地位的差異、財富的多寡、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將人們處於不同的隔離區當中，適用不同的法律及標準，覺得有理由歧視一部分人的看法。這才是18世紀人道概念的重心所在。
雖然存在種種外部差異，但是人對於貧困、饑餓、酷刑、受羞辱的感受是一樣的，對於不受侵犯的自由、受尊敬和平等對待的嚮往是一樣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了這個基礎，才有了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其中第一條說道：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據公共利益而出現的社會差別外，其他社會差別，一概不能成立。
孟德斯鳩主要從法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思考如何用法律來限制權力的濫用。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正是從濫用權力的角度，孟德斯鳩批評殖民地的屠殺和奴役：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難書。
孔多塞最同情奴隸
比上面幾位走得更遠的是孔多塞，這是一位真正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啟蒙思想家。他同樣為新教徒說話，並反對死刑（認為路易十六犯有叛國罪，但反對判處國王死刑），提倡婦女解放，重視國民教育。他是最能夠切身體諒奴隸處境的人，寫過一首《獻給黑人兄弟的一封信》，其中直接稱呼黑人，我的兄弟姐妹，仿佛他們就在眼前：
朋友們，雖然膚色與你們不同，但我一向認你們為兄弟。大自然給了你們與白人一樣的智慧、理性和厚德。那些人到你們的島嶼上，靠你們的勞動和痛苦而發大財，卻覺得自己有權利寫一些誹謗性短文侮辱你們，還不允許人進行反駁。這種不公平，更促使我在一個自由的國家，為了人的自由而抱不平。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看到這本書，而我也永遠不會得到你們的祝福。但，我的心至少會得到一種安慰，因為看到你們的苦難，它就會被撕裂。看到你們的主人荒謬傲慢的詭辭，它會被激怒。我不會用雄辯，而會用理性，我不會談商業的利益，而會談正義的規則。（潘鳴嘯譯）
孔多塞的這封信是以筆名發表的，他取的筆名中含有一個德文詞黑，這封信，足見他的同情之深和責備之切。顯然，這些啟蒙思想家自覺接受了來自殖民地的責難和挑戰，承擔來自殖民地的壓力。
當然思想與現實不是一回事。這些先覺者指出的問題，並不能馬上在現實層面得到解決。正如孔多塞所說的：你們殘暴的主人會說我的話很平庸，說我的提議是空想。的確，沒有什麼比人道和正義的準則更平庸的了，也沒有比提倡人類按照那些規則辦事更空想的了。然而，提出問題，發出質疑，正是解決問題的開端。不能因為現實仍然存在的缺陷，而去指責思想本身。現實更多是利益關係的結果，而非思想的結果。而這些想法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的革命領袖丹東，在奴隸制的問題上，持與孔多塞相同的立場。他認為既然尊重自然法和自然權利，共和國就不可能是帝國。
海地革命推動了歐美的奴隸解放
陸碧娜介紹說，這期間除了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還發生了另一場革命，同樣為世人矚目。當時人們關心它的程度，如同關心20世紀初的俄國革命。那便是在1791年，法屬殖民地聖多明哥發生的奴隸起義，誕生了美洲最早的獨立國家海地，又稱海地革命。在這之前，該地區被劃分為三個等級：白人統治者、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隸。白人殖民者除了來自法國，還有英國、西班牙等。起義之後，1801年頒佈了聖多明哥第一部憲法，宣佈永遠廢除奴隸制，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私人財產不可侵犯，提倡貿易自由等。戰爭結束之後建立的革命政權，選拔和任用黑人和混血人種擔任各級政府官員。
這場革命，顯然是受了法國大革命的啟發。殖民地中被奴役的人們，拿起了來自對方的武器——自由、平等、人的權利，讓這些理念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發芽。反過來，這場革命也大大促進了法國本身。在接待了一個來自聖多明哥的代表團之後，大革命期間的法國於1794年第一個廢除了奴隸制。儘管後來在拿破崙期間又有恢復，但是到了1848年第二共和國期間再度廢除。這場革命，實際上也大大推動了美國和英國殖民地的奴隸解放運動，引發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黑人起義。英國則在1807年廢除了奴隸貿易。
選舉權的普及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海地革命解釋了啟蒙運動中另一個重要概念普遍性，這是與理性、人道一樣重要的概念，看起來最為抽象，也最容易引起誤解。仿佛一談普遍性，就坐實了歐洲中心論。其實不然。陸碧娜解釋，這種看法是以哲學觀點看待政治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存在審查制度，而且是因為就哲學家而言，他們並不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這不是他們的職責，他們的任務是從理論上提出和論證問題。
將這個普遍性的問題還原至現實，便是一個政治問題，即是否擁有平等的選舉權的問題，選舉權是否能夠平等地落實到每一個個人。由於存在著種種人為阻隔，主人與奴隸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不同財產（不同納稅額）的男人之間，以及不同民族之間，選舉權受到極大限制，總是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包括猶太人在法國很長時間之內也是被限制的。在歷史上，普遍選舉權的落實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在法國，1848年所有的男性才可以投票。二戰後的1946年才實現女性的投票權。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之後，使得所有的法國領土上的男女成人都有了普選權（因為阿爾及利亞屬於法國領土的時候，本地人沒有這個權利）。
思想的火藥
這裡陸碧娜用了一個特別適合中國人的比喻——火藥，即思想如同火藥。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14世紀由阿拉伯人帶到了歐洲，16世紀被用作戰爭中的彈藥。但是今天有誰在使用彈藥時，會想起或者一定需要想起這曾經是中國人的發明？也許啟蒙思想如同火藥，在歐洲之外引起了更為強烈的反應。
當然啟蒙思想本身也有其複雜性。那些用來譴責奴隸制的理由（理性和人道），也會用於為奴隸制辯護（伏爾泰正是一例）。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到印第安人和黑人時，完全沒有表現出對於他們的興趣和感情。他甚至不認為這些人屬於自己的題目，因為他們身處民主的運作之外。
如果說，啟蒙意味著一種光亮，在產生光明的同時，也會有黑暗。如果說啟蒙意味著一種進步的觀點，那麼有啟蒙的地方，就意味著也存在落後。事情實際上有更加複雜的許多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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