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機》以近年香港幾場社會運動為主題，記錄黃之鋒、馬雲祺兩位90 後社運少年的行動
文 /鍾錦玲
30歲出頭的 Matthew Torne年前放棄在電影公司的高薪厚職，從英國老遠跑到香港，研究回歸後的香港政治與公民社會，作為畢業論文題目，後來還拍攝以香港社運為題材的紀錄片《自由機》（Free Radical）。Matthew畢業於牛津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系，寫畢業論文期間特意來到香港，斷斷續續旅居數年，訪問過不同團體和政黨。在港期間，正好趕上 2003年的反廿三條立法和「七一大遊行」，令 Matthew對香港這彈丸之地的政治環境更感好奇，覺得香港是個銳變中的城市，回歸後更加值得仔細研究，也構思要拍攝一部關於香港的紀錄片，直到今年「反國民教育運動」，終於找到切入點和主角──兩位 90後社運少年，黃之鋒與馬雲祺。
Matthew從小就迷上了香港電影，在 80、90年代的港產片陪伴下成長，特別喜愛由吳宇森執導、周潤發主演的《英雄本色》和《喋血雙雄》。早就有志投身電影行業的 Matthew，卻放棄了在電影公司的優差，冒着要為生計奔波的風險來到香港，為的就是要透過鏡頭和紀錄片，替這個他跟某部分英國人都懷有獨特情意結的小城的民主發展出一分力。這帶給他的，是金錢以外的滿足感。這天，Matthew帶筆者重回其母校，在歐洲最古老的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外的咖啡店進行訪談；談英國，也談香港。
Q&A 陽光＝陽光時務 M = Matthew Torne
陽光：從什麼時候想到要拍攝《自由機》這部以香港公民社會為題材的紀錄片呢？又是如何發崛到黃之鋒、馬雲祺兩位 90後社運少年當主角呢？
M：我一直對香港社會運動很感興趣，去年暑假在香港，萌生了拍相關紀錄片的念頭。當時還未有反國民教育運動，沒有人聽說過黃之鋒這名字，學民思潮亦未正式成立。去年 8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約百多人到場示威，其中領頭的有黃之鋒。我看到他時還不以為然，覺得示威規模小，沒什麼特別。後來黃之鋒接受媒體採訪，滔滔不絕回答記者問題。我雖然聽不懂廣東話，但他講話中的那股熱情和自信感染了我，一問才知道只有 14歲，讓我更加佩服。我想若要拍攝關於香港本土運動的紀錄片，主角自然就是他了！也是那場示威當日上午，馬雲祺被警察逮捕了。他也是個 90後，中學沒唸完就輟學參與社運。我當時覺得挺奇怪的，香港政壇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老氣沉沉，沒有新血；反而，社運界卻相對年輕有活力，但這些年輕人一般都沒有或不願走入建制，樂做「街頭戰士」。現在居然還有 90後、未成年的孩子如此積極參與社運，所以覺得這個題材挺吸引的。
我特別注意到黃之鋒跟馬雲祺，他們是 90後社運孩子裏面個性很鮮明的其中兩個。前者是理智型，優於辯論、組織和動員，後者則是感性型，熱血、勇敢，具備反叛、批判的性格。兩個人雖然性格不同，但抱持着一些相同的理念和價值觀，這正是現在 90後社運的典型素質。他們將來可能有一番作為，甚至像昂山素姬，我們不知道。我希望能透過鏡頭紀錄這些孩子所做的事，並呈現給更觀眾看見原來有這些孩子在為社會做事。
「香港人」這品牌開始變得模糊
陽光：作為英國人，但同時又旅居香港多年，《自由機》將會以怎樣的角度表達電影裏的主題呢？你期望電影會吸引什麼人觀看呢？
M：雖然我是英國人，但電影不會有很多英國元素，這將是一部很地道的香港電影。我是以紀錄片形式，透過黃之鋒與馬雲祺兩位 90後的社運經驗來看香港現狀，電影不會有很多旁白，也沒有訪談式的片段，因為我不是來說教，而是紀錄並呈現事件和人物最真實的一面，有點像電視真人秀。因為回歸 15年，有一部分人開始醒覺和焦慮自己的權力漸漸被剝奪，加上「香港人」這品牌開始變得模糊。我希望觀眾，無論是香港、中國，乃至英國人，看完這兩個 90後的故事能反思當下在香港出現的問題。
我還特地邀請過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來推薦這部電影，希望他的支持能吸引更多人關注電影和其中呈現的議題。但他的反應一般，回覆說不想推薦自己還未看過的電影。其實這也很正常，李柱銘說《自由機》或許會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社運紀錄片，我當然希望彭定康能說類似的話，但他沒有，說要等我把電影製作完成後讓他看過，再決定是否推薦。這個我當然能理解。
我們找到了英國的一些獨立電影院合作，讓片子能在英國播放。這邊其實有很多獨立電影院，比如唐人街旁邊的Curzon、Ritz等，也能讓不少觀眾接觸得到獨立電影。我很希望英國的觀眾能來看這片子，特別是對香港有興趣的英國人，從中了解香港更多。
陽光：既然是跑到外地拍紀錄片，除了香港，國際上值得拍成紀錄片的題材還有很多，為何特別挑選香港社會運動作題材呢？
M：其實我和某部分英國人一樣，對香港懷有一種特別的情意結。尤其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讓我特別好奇。到底「中國香港」代表什麼，香港人該如何解讀？我們英國人又該如何理解？
加上在英國過去的殖民地當中，香港是經濟最繁榮、最精彩的城市。很多老一輩、已退休的英國人，現在都還住在香港。某程度上，英國人對香港抱有一份愧疚，在 150年的殖民統治期間，沒有在民主問題上為香港做出過很多貢獻，只有在最後 5年、彭定康的任期裏做了一點。
其實回歸後，英國跟香港已漸漸疏離，官方、媒體都極少對香港事務發表意見和評論，就連相關的媒體報道都不多。現在的英國媒體在處理香港報道時變得懶惰，只是把華文新聞稿重新編譯一下，沒有認真分析和研究。其實香港現在面對着非常複雜和嚴峻的社會問題，比如最近的反國民教育運動，英國媒體卻只略略報道一下，非常可惜。
的確，我大部分的朋友知道我決定跑到香港拍攝當地議題的紀錄片，都感到驚訝，一來香港很小，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可塑的題材，二來比起伊朗、敘利亞這些戰火頻生的國家，香港對於紀錄片導演來說沒甚麼挑戰。但是那些戰亂國家已經有太多記者和攝影師去報道，而且做的很深入、很優秀。相反，香港的新聞議題似乎很少有人關心，亦很難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就連牛津大學學術圈內的教授都問我為什麼不做中國研究，而要跑去做香港這小城裏的故事。但反正我覺得現在是香港的關鍵時刻，社會運動的發展是需要得到更多關注，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能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參考。
這些年，全世界都在談「中國崛起」、中國如何變成大國，但談的不外乎中國經濟如何發達、人權狀況卻如何不堪。但其實中國那麼大，還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比如香港問題就非常特別。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不一樣，它還算剩下一點點的言論空間和自由，如果大家連剩下這點點都不努力維護，我擔心香港將來會和其他中國大陸城市一樣。我希望在這點空間消失之前，透過紀錄片來盡一點力，希望讓這扇窗能愈來愈寬，而不是被中國共產黨愈收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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