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作者：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 亚历山大·潘佐夫 姚昱，原题：《论中国的斯大林化》，本文系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斯大林化，也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却受制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是不确定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斯大林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中国是将会威胁到他的统治，这一点似乎主导了斯大林的思想。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期间，根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记述，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自己对这一主义的表达“比俄罗斯人民自己还要强烈得多”。
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例如，斯大林并不想与新中国签订一项正式条约，因为他很满意与国民党已经签订的条约。而在与国民党签订条约时一起签订的特别协议，则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旅顺军港驻军、管理大连港和共同拥有长春铁路30年等诸多特权。斯大林只有在1950年l月初获得消息说英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才改变了立场，于该年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新条约。
中苏正式条约签订带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因为斯大林一直急切地要控制毛泽东的政策和新中国的经济。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夕，两国代表所达成的一系列秘密附加协定揭示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
这些秘密协定中的第一个协定同意俄罗斯人—不包括非俄罗斯的其他外国人—继续保有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斯大林甚至想和中国这些边疆地区单独签订贸易协定。这样做将会加强苏联的控制，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强烈反对。根据另外两个协定建立的四个合资企业将为苏联剥削中国的经济资源。而新的中长铁路协定作为中苏条约的补充，则更使中国人感到沮丧。
斯大林对中国事务干涉越多，他的欲望就越大，他对毛的怀疑也相应增多。他很难掩盖对毛的不信任。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到，斯大林在和毛会谈后以相当不欣赏的口气讲到毛。赫鲁晓夫写道，“斯大林在谈到毛时，让人感觉他是在说某种自大傲慢的人”。斯大林甚至曾经公开向毛挑衅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尽管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却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斯大林还说在中国有出现“中国铁托”的危险。而毛则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斯大林：“这里所说的与事实不符。”但是为了尝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要求斯大林派遣一位“苏联同志”去检查和编辑毛的著作。他的真实含意是让斯大林信任的某个人来亲眼看看中国是否在真正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毛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在中国军队介人朝鲜战争之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之后，斯大林才最后将“半心半意的铁托这个标签”从毛的头上移开，并开始相信“中国共产主义者并不倾向于美国人，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但是这一看法也许并不真实。斯大林1951年派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专家尤金到中国来审查毛泽东。尤金回去之后，斯大林当着几位政治局成员的面问他：“好的，他们到底怎样？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斯大林特别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儿)尤金理所当然的回答道：“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根据尤金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斯大林总结道：“很好！我们可以安静一下了。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已经自己成熟起来。”
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了许多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例子。与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与教条态度交织在一起，斯大林的不信任使得莫斯科的领导人为了减缓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限制了对中国的援助。当然，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苏联的战后经济情况也很可能不允许斯大林这样做。但是，所有已有档案资料都证明，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使得斯大林决定限制对中国的援助。斯大林这样做仅仅是不想让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根据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科瓦利的回忆，斯大林在和周恩来谈判时就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在1952年8月到9月间举行的双方谈判中，当周恩来建议“你们要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也会帮助你们建设一个共产主义苏联”时，斯大林并不支持周恩来的建议。
斯大林也不支持中国要在l951—1953年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不现实。1950年2月14日两国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对中国的财政援助，仅仅是年利率为l%优惠利率的3亿美元的5年贷款。这笔贷款的确是毛自己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会谈时要求的。毛认为“现在和将来几年借的少要比借的多好”。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斯大林为了己方的利益也并没有提供更多贷款。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不得不使用苏联贷款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这种贷款的使用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笔贷款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经济问题，而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在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l953年3月初，苏联政府只正式同意帮助中国建设和重建中国设计的147项企业中的团项，而且并不急于实施这些协议。这些计划的执行陷人了官僚机构之间的互相推诱之中。事实上，斯大林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所有要增加苏联援助的请求，坚持要求中共领导人不要加快他们的现代化。l952年9月3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国的1953—1957年五年计划草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急切地将年工业增长率定到20%，斯大林并不满意。他不能接受这一增长速度，因为根据官方统计，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了18.6%。斯大林建议周恩来将中国的增长率降低到15%，只同意将年增长率即%作为保留上限。1953年2月初，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布罗夫将苏联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转达给李富春，后者作为中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在莫斯科参与同苏联的经济谈判(为了这次谈判，李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这10个月中一直留在莫斯科)。萨布罗夫按照斯大林的考虑，建议中国同志将工业年增长率降到13.6%—15%之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点，并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和高岗在2月23日将这一决定通知李富春。最后，中国将一五计划的工业年增长率定为14.7%。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期间，斯大林与作为中国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的副手的刘少奇举行了会谈。莫斯科再次表现出它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持的谨慎态度。当时，斯大林坚定地反对中国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实现农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想法。这一想法是在刘少奇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前一个月，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并由刘少奇在向斯大林汇报中共中央当前政策时提交给斯大林。根据苏联大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的日志记录，1953年11月初刘少奇向他回忆说，“斯大林同志建议他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因为中国的现状要比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传回了北京。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l949—1953年间，毛竭尽全力加速中国的斯大林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国民党残余部队被驱逐到台湾，但国内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1950年之后，共产党人忙于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由于农民仍然很消极，共产党领导人派遣了专门的党员积极分子工作队到农村去。这些工作队人数每年约有30万人，他们负责建立农民协会，配置新的权力精英，并严厉地打击“地主”和“富农”。司法程序被简化了的群众公审在许多村庄举行，其结果往往是死刑。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或者送到劳动营。无论共产党官方宣布的政策是什么，事实是中国富农的数量急剧下降。农村的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特权被转移到了共产党精英的手中。
城市的富人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l951年12月，中共发动了严厉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反对官僚腐败的三反运动和反对私营商业的五反运动。紧接着这些运动的是很多公审大会。
知识分子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1951年在中共的发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以对电影《武训传》的争论为借口，一个学术争论很快就变成一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讨伐。之后又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这种运动的第一个，展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怖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将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样的角色。根据一些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有超过400万“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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