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一段对专制政体理论阐释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在这段主题为《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视频中，张千帆将极权专制的本质、统治利益集团特征进行剖析。该视频在网络中不断转载，同时也引起知识界、法律界人士的共鸣，认为这是“对极权主义最深刻的批判，是抨击专制唤醒民众战斗的檄文”。
首先，张千帆教授将中国改革三十年来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源作出分析。他说，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张千帆表示，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藉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
中国权贵集团的无限扩张是否会引起各界反弹？张千帆认为，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他说，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导……，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对于专制政权的定义张千帆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所谓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 他说，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
张千帆认为，专制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卡扎菲、穆巴拉克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他说，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像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
张千帆最后表示，“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辛亥革命的纲领其实有两个目标，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结果这两个目标都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含糊不清，有中国的按文化心理划分的华夷之辨和近代欧洲兴起的种族主义倾向两种理论的冲撞，形成了一些概念的混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维混乱，也影响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行动，比如思想多变的梁启超。本土的华夷之辨民族划分理论比近代欧洲的新民族主义理论要清晰明确得多。只是近代的新民族主义毕竟是有工业社会的通讯技术传播广泛的影响力，而华夷之辨理论在清朝作为最重要的敏感词冰冻打压了两百多年，才造成了旗鼓相当的冲撞和概念混淆。
辛亥革命的口号其实不是原创，是模仿宋濂给朱元璋起草的北伐檄文里的话“驱除胡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当时还没有欧洲的新民族主义理论出现，没有两种理论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干扰，就两个目标都做到了。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就是民族主义。“陈纲立纪，救济斯民”也可以理解成是建立一种宪政。只是不是现代民主制意义的宪政，14世纪和交通通讯水平无法实行现代工业社会以广泛的选举投票为基础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只能建立当时的一套制度，并且由朱元璋自上而下地动用皇权搞掉了一批贪官权贵维持了一定程度一定时间的“救济斯民”效果。’
而近日，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公开指大陆各级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维稳”策略更是法治大倒退。他指，各级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恶授权，已沦为“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他还称：“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大陆媒体报导，时政杂志《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于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进行到“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议题时，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表示，现在“依法治国”对于大陆来说，已经不是哪条法律健全不健全，哪条法律制定出来了能不能执行，而是政府还能不能真正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转。
孙立平指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政府感叹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他还说，现在的大陆已是一个与法治完全格格不入的国家，且愈走愈远，其中维稳就是对法治的一大破坏、大倒退。政府为了达到目的（指标）可以不择手段，叫做“作恶授权”，政府默认甚至鼓励下属用违法规则，以违法方式达成任务。孙立平又指大陆群体事件不断，罢工、暴动、示威此起彼伏，“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律健全不健全、有没有被执行，而是政府还能不能在法制轨道上运转的问题”。他说，大陆现在还有切割的条件，但已相当不乐观。现在民众还残存着一点对政府的信任和感情，有时候政府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的“泪水涟涟”，但是“涟涟”不了几年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到时，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武力镇压，维一天是一天，但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也指出，公安的权力搞得过大，是一个国家的不幸，劳动教养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把言论自由，网路上传播资讯的自由加以明确的法律的保障。对于建立制度，江平指出，群众急切要求而且争议不大的，应该尽快解决，例如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
至于建立审查和预算公开制度，他表示，“老百姓既然纳税了，就应该有知情权，应该有决策权，而现在把各级的预算都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很荒谬的。完善选举制度，虽然很难一下子就做到全国的人民代表由全民来选举，但是至少选举的差额，选举的公开是应当能够做到的。”江平还指出，目前的司法改革是在倒退；他很失望，期许下一个五年，若再丧失机会，大陆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
据指，全场以孙立平的讲话最震撼，近千与会者听后一时静默，台下听众不停点头，主席台上嘉宾则表情凝重。财经网稍后发布嘉宾讲话，删去孙讲话＂过激″部份，但有关言论被与会者在微博网上发布，并广被转贴。
近日，香港媒体引述一份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在10月份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613，已经突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报告还指出，社会长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上官场贪污腐败、党群关系处于紧张、官民对立情绪恶化、警民冲突频发等，形成了社会深层次、积压难解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造声势、保持高压、压制的形式和手段，用以解决、控制矛盾激化、冲突等，充其量只能达到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和维稳，相反会加深扩大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对立，加重当局在政治上的压力和包袱，加剧社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对当局期待和信任度已经对政权敲响丧钟。
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由上世纪80年代的 0.275，升至2010年的0.438，逼近社会最低容忍线。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蓝皮书还指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
港媒文章披露，多间省级社科院、省政府研究室指责有关数据不科学、不全面，当年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达到0.52或以上。港媒文章披露，10月15日，中纪委、中组部通报：中秋、十一节假日出境、出国公职人员未按时返国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列为“失踪”。一项研究发现，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纪委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大陆建政后，消灭了整整一代经济精英，把平民私产掠夺一空。无论如何，当年那些富人的财产要远比如今这些“先富”们的财产更正当更干净。一场反右，上百万知识分子堕入炼狱。三面红旗，结果是三年人为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接下来就是文革，官方也说是浩劫，黑五类臭老九普通民众固然受苦受难，这一次革命连老革命也不能幸免；死在自家伟大领袖手下的老革命比死在军阀，国民党和日本人手下的还多得多，坐自家牢房比坐敌人牢房还更受罪。十年浩劫的后期，按照官方说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中国的情况才有了好转。但二十余年来，暴力维稳日甚一日，权贵私有化积重难返，官场腐败登峰造极，世道人心一溃千里。
现在，中国大陆最夸耀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GDP都超过日本了，都世界第二了。可是，撇开其他问题不谈，这个成就也没什么可夸耀的。须知，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说起和日本相比，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从清末到194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多的时候是日本的3倍多，少的时候也是一倍半。最合适的比较对象该是台湾。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民国犹在，中国的GDP早就世界第一。更何况，今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之上，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
要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简单，只要实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不再以言论治罪就成了。只要人民有权对权贵批评，反对，有权用选票决定它上台下台，这个民族就获得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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