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梁文道：吃与命运

Sunday, 30 December 2012

梁文道：吃与命运

【饮食男女】从小听说中国人爱吃会吃能吃，世上可以一比的也就只有法国人而已。但是年纪渐长，我才发现吃对中国人而言，其意义和内涵之深广，恐怕还是其他文化比不上的。就拿与吃有关的一系列用语来说吧，虽然许多语言都有从吃联想出去的概念和语词，但又有多少能像中国人这样，几乎把“吃”看成是掌握世界和理解人生的基础行动呢？试着做一件事，我们叫做“尝试”。透彻领悟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吃透了”。发起狠来，要表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则可决绝地说一句：“我吃定了XXX”。当然，更别忘了“吃苦”。

没错，欧洲语文里的“taste”也是妙用无穷的，原来只不过是口舌上的味觉判断，竟能延展到美学上头，再普及成了生活方式的“品味”。然而在我看来，“品味”到底有点虚玄，有点抽离，甚至有点雅驯，是朵舌尖上的小花。相反地，我们的“吃透”却多了层咀嚼的意思，更加贴身更加肉体；我们那句“老子吃定了你”还带了股食人族气息的威胁，更加原始更加狠烈。至于“吃苦”，人类语言中可还有比它更能具体鲜明地说出生命之沉重，同时又能比它更宿命地默然接受这份沉重的词语吗？我不知道。

于是瞭解吃，便能瞭解中国之种种不可思议。

二十多年前，我常搭火车游荡大陆。坐在三等硬座上面，我这外来的“香港同胞”自然会在闲聊中“带着偏见”地说起政治。也许是那时国家改革元气犹在，人穷，但多半保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所以吃了那么多花生喝了那么多茶之后，我最记得的一句话是：“其实共产党算是不错了，养活十二亿人不容易呀，起码大夥现在都不捱饿了”。大江南江，火车大巴，几乎处处都有人和我说过类似的话。

这种话一开始听，我很震惊，因为它意味着遗忘。难道他们都忘了四九年前中国本来没有这么多人口，是谁高喊“人多好办事”，鼓励大家硬生生生多了几亿人出来？难道这么和我说话的农村中年人忘了自己捱饿的少年阶段，忘了家乡饿死的亲人，又忘了是甚么原因要大家捱饿甚至饿死吗？

同时我又震惊于中国百姓的不幸易与。原来吃饱是这么的难，只要你现在让我吃饱了，我就满足了，既往不究，而且也不奢望更多。

这种话二十年来，还有无数变形。有时候是“共产党算是不容易了，我们今天都有电视电话，以前哪想得到”，有时候是“今天中国的言论很自由了，以前私下在饭桌上都不敢说句政府坏话”；再高级一点的还有“今天只要有钱就能出国，从前连过隔壁村都不行。共产尝算是不错了，中国这三十年进步太快了”。

去年我在一场研讨会上，看见一位深受士林敬重的台湾哲学家义正词严地抨击这种说法：“言论自由、移动自由，还有不饿死；这一切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它们全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怎么可以都说成是政府的恩德？好像连我不饿死都要感激共产党似的”。这番话说得真好，我百分百赞同。不过，我虽不能容忍政府官员说出这类不要脸的话，把大家可以用手机发短讯和搭飞机出国旅游都说成是它的“辉煌成就”；但我却能同情地理解一般百姓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都得说二十多年前我经历过的那些闲聊，说回中国人的吃。不妨就从莫言的少年时代说起吧。

莫言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曾经以“吃”闻名，倒不是因为他很会吃，是个美食家；而是因为他太能吃，吃得太狠，甚至吃到了难看的地步。

何以致此？那全是小时饥饿的缘故。在《吃的耻辱》这篇小文章里，他引述过他母亲的自白：“娘在六○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李保管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干脆一头碰死在树干上算了，可等到放下来时，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的家里，见过堂里一张饭桌，桌上一只碗，碗里半碗吃剩的面条，麻风病人吃过的面条，脏不脏？但你大娘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还生怕被人家看见骂”。

另一篇文章《忘不了吃》，他说到“大跃进”时，邻居一个男孩在食堂打翻了手上一罐稀粥，“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莫言儿时也和这男孩一样，饿到了几乎甚么都干得出来的地步。他说：“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

莫言后来当兵，倒不是想要报効国家，他入伍主要还是为了医肚。在那个年代，对许多农村少年而言，最能管你饱肚的方法，大概就是从军了。但以他的身体状况，又实在不是拿枪做战的料，于是才被派去图书馆当文职。当年他一到新单位的第一顿就吃了八个馒头，激得管理员声称要杀猪，好叫他们这夥新人长见识。“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

为甚么村子里苦到要吃树皮地衣，一进部队就能吃猪肉吃到醉呢？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军队难道不正是一种“特权单位”？事实上，过来人都会发现，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里，农村死了两、三千万人，而城市却几乎不受影响。村子里种出来的东西全都安全无险地进城去了，村民却只能趴在地上喝粥，村童只好在荒地上寻觅昆虫来补充蛋白质。换句话说，那是一次鲜明的剥削，一次彻底的背叛；共产党为了保住城市工业的发展，背叛了它赖以起家的农民。

可惜的是，莫言没有明确地沿着这道轨迹往下讲，也没有意识到他从军这条道路背后的结构。抄了这许多莫言的散文，是因为我不只把它们看成是忆苦思甜的好玩文字，更将它们当做严肃的样本。这番自白是条线索，或许可以用来推测莫言今日惹人争论的原因，亦是认知许多中国人如何被“吃”克死的锁匙。

很多朋友对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很不以为然，他们看不惯他在许多官方场合上替政府涂脂抹粉，也受不了他那种左右逢源的「老好人」架势。再分析下去，便有人说他是个「实际而狡狯的农民」。我了解这话不是贬损农民，而是试图勾勒出某种并不罕见的农民形象：土地上生活逼人，于是斤斤计较但又目光短浅地营图眼前小利；村子里人事复杂，于是忙着讨好各方，绝对不得罪那些三姑六婆。

我不知道莫言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看他自述平生，尤其是早年挨饿的经历，总是会叫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大陆火车上遇见的那些农民，想起他们常挂在口上的那句：「共产党算是不错了，要养活十二亿人可不容易呀」。

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名家黄宗智先生判定明清以来的中国一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地寡人多，如何以有限土地资源养活众多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普遍贫穷」乃是常态，一日两餐则是最叫每一个人忧心惆怅的大事。且看「民以食为天」这句老话，与其说它表达了中国人有多爱吃，有多么热衷美食；倒不如说它是个赤裸裸血淋淋的生死课题。国家好不好，政治得不得民心，它首先是个我吃不吃得饱的问题。政府说到底就是个我吃饱了没有的事，而不一定是众人之事。

大家总以为「忠君」是个中国人很看重的传统美德；只要读读历史，就能发现戏曲小说里那些岳飞关羽，那些忠烈千秋的传奇，其实从来都是读书人讲给农民听的故事而已。历代殉国的忠勇之士几乎全是士大夫，我很少听说一般老百姓会忠君忠到跑去为崇祯自杀。相反地，他们只想过上太平日子，不管你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只要给我吃饱的希望，我就投降叫你做大王。很多年前，一位殿堂级的大陆作家便曾拿中共那套农民起义史观开玩笑，说中国历史的真正骨干力量不是「起义」，而是「投降」；全靠老百姓会投降，任你城头变换大王旗，我民间照样把日子过下去，中国才有了这两、三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

远的不说，光看抗日，当年颇有一批爱国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呼吁农民子弟参军报国。结果有不少纪录显示，不少学生被农民们骂得狗血淋头，给人轰回城去。为甚么？因为经过多年军阀割据，这些小老百姓实在受够了，他们再也不想当兵，只要好好种地。他们不管亡不亡国，也不怕鬼子进村。反正今天鬼子还没打过来，我还有活命吃饭的机会；要是我去当兵拒敌，我马上就是死路一条。

莫言拆解过「吃」这个字，说它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

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是否吃饱之后就不必下贱了吧？

可我怀疑饥饿已经成了集体记忆，而吃又是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甚至立身处世的原点。所以我们连思考社会和政治等规模宏大的问题时，也还是摆脱不了吃的格局；当我们在判断正义与道德等涉及历史与记忆的价值时，照样离不开吃的限制。就像当年那些忘了自己曾因荒谬攻策挨饿，忘了家人被暴政逼死的农民，他们跟我说「共产党算是不错了，十二亿人吃饱不容易」。吃，如此肉体，如此现世，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当下即是」。又好比今天赞颂盛世的那群人，他们不关心盛世背面的阴暗，也不想关心那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跑去和政府作对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是我今天日子过得好，是我衣食无忧富贵太平。这甚实是另一种我有没有吃饱的思路。

我不敢批评莫言在政治上的取态，正如我当年不忍驳斥那些在火车上和我一同喝茶一同剥瓜子的农民。我没挨过饿，但我知道怹们饿过，真的很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