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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0 December 2012

2013：中国改革最后窗口

徐瑾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年天干为水，地支为火，意味动荡与变化。

回望2012，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但2012年大众显然更偏好宏大叙事，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长率的争论热闹一整年。对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经济乾坤显得少人关注，虽然官方开年伊始就确定不再“保8”将全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5%。

尽管如此，当2012年第二季度出现7.6%的增长，三年来首次低于8%的数据，却引发业界关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随后PMI与进出口等数据相继步入年内低谷，甚至引发再来一次四万亿刺激的判断。

如今来看，不少机构预测略输准头，即使世界银行也刚刚调整中国全年GDP增速预期，由年中8.2%调低至7.7%。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经济虽有远虑，但近忧可解，2012经济在第三季度末触底回升，具体可以参见笔者以往专栏《中国经济政策的教训》、《7.6%发出了什么信号？》。

2013年经济如何走？ 2012年中国经济走过了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去库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经济复苏期，进入短库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项经济指标应该不会差。这从近期经济数据可见一斑，中国12月汇丰制造业PMI预览值为50.9，上月终值为50.5，创下14个月最高水准，这表示经济步入恢复，制造业活动在进一步扩张。

展望2013全年，经济增速将温和回升，同时通货膨胀也维持温和，对于经济业者，这几乎算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我们安享的最后的“黄金时间”，将要用尽过去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入世红利的最后剩余价值。如果无所作为，2013将是我们未来颇为值得怀念的“美好旧时代”。

更具有历史视野地考察，中国经济当前状态几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觉良好”：相对高增长伴随相对低通胀，但是这一状态注定不能持久。未来中国，不仅应该习惯低于8%的常规状态，而且应该习惯将增长果实更多反馈民众。

从2011年末以来，中国消费对于增长贡献开始超过投资，但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当前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左右，仍低于其他类似国家水平。以往以投资拉动的增长，事实是一种对于人民福利的挤压，也就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中，象征投资的“大炮”太多而象征消费的“黄油”太少。

提升消费回馈公众，并不仅仅是正义的体现，更是符合经济转型与效率的必然路径。正如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欧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于六个制度优势：竞争、科学、私有产权、医药、工作伦理以及消费。其中的产权可谓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经济权利共享的基础；而消费则还原了工人作为消费者的本性，也间接刺激新一轮的生产。“资本家理解马克思忽视了的东西：工人也是消费者。因此，试图把他们的工资压到仅够维持生存是不合逻辑的。”

当前中国，最可与之比拟当属旧日苏联的辉煌时刻，但是国强并不等于民富。即使当时的苏联俾倪欧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针见血的点评：整个冷战中的最大困惑或许是，苏联为什么不能生产一条优质的蓝色牛仔裤？尽管苏联能生产战斗机和氢弹，但他们的牛仔裤却很糟。

没有消费的支撑，再多摩天大楼也不过是钢筋水泥森林而已，经济转型也是水中望月。经济必须能够回馈民众，藏富于民的本质是放开管制，无论对于民企还是民众，如此才能充分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构成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基础与可能。

老话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虽然中国人没在2012年12月21日等来玛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却中见证了高层人事的变动。伴随着微博新媒体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对放松，以往幽微暧昧的权力政治，某种意义上以全民窥探的形式再现，日渐有演变为一场热门戏剧的趋势。然而，这未必是坏事，我们离文革的距离也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远，“去魅化”本就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即使官方新华社，近期也破例刊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绍七常委从政历程以及相关言论，而常委们的家庭以及财产情况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将告一段落，所谓“新政”，能否落实？2013年，会好么？笔者希望，2013年能成为期待之年，全面重启改革之年。

值得重视的是，2013年是必须珍视的宝贵时间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系统化的全面改革应该重启。例如，在城镇化的口号之下，中国政府应该努力推荐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战略任务；例如，推动意义重大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型政府转型；再例如，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强化对债务风险的控制，其中的重点是对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债务风险的控制，等等。

经济学家吴敬琏近些年一直为此呼吁，他的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亦是重复强调“重启改革”。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中国还有什么路？吴敬琏断言未来只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二，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对经济的“控制力”，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是两条摆在中国面前的静静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条，把一条留给下次，或许再也没有下次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岁末总有几分愿景。幸好，鲁迅还说过，“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