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1 December 2012

丹羽宇一郎:我在中国遇袭的那一刻……

丹羽宇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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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内阁决定了我的辞职,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在以尖阁诸岛开始以尖阁诸岛结束的2年零4个月任期里,我曾在尖阁问题的应对上遭到批评。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担任大使时所见所闻的日中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杀就杀吧”,并不是恐惧,只是有些想不通。8月27日,我乘坐的公务车在北京市内遭到拦截的一瞬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不要让我受伤遭罪,要杀就一枪了结我吧”。万幸,拦截车的男子并没有携带武器,但抢走了公务车上的日本国旗,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自从担任伊藤忠商事社长后,我就明白一把手随时有可能遭遇危险。担任社长后我继续坐电车上班,一次,别人劝我说“因为有遇袭的危险,还是坐公司专车上班吧”。但我拒绝了对方,称“要想完全排除遇袭危险,只有坐坦克上班了,我还是继续坐电车上班”。记得当时还说:“假如我被绑架了,绑匪要求交赎金,也绝对不要给”,因为会危害公司和国家利益。

决定接受日本驻华大使任命时,虽然没有预料到反日情绪会如此高涨,但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也有人劝我:“当下日中关系趋冷,还是拒绝吧”。此次是政治主导的驻华大使人事。并且可以想象,日中关系恶化时,大使一定会遭到批评。即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任命,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冠冕堂皇,但我的确是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即便受伤被唾弃也在所不惜。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后,我一直把国家工作摆在公司之前,这与名誉、金钱以及地位无关,只是感觉应该有国家效力的地方。就算在反日情绪格外高涨的今天,估计我也依然会欣然接受赴任。

因此,即使公务车遭到拦截后,我也从来没想过辞职,也没有厌恶中国的情绪。我认为留在中国,与中国对话有益于国家利益。

也许是在预想内,我的大使时代的言行受到了很多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针对东京都的购买尖阁诸岛计划,称“如果按照石原知事的计划实施购岛,日中关系将遭到重大危机”的发言。我并不想评价石原的计划是好是坏。不过,我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进购岛计划对日本无益,所以才会那么说。与被批评相比,日本国内对于购岛计划没有出现各种声音更让我吃惊。

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些极端,但这种氛围让我感觉有点问题。这是因为原本应该言论自由才对,但为了明哲保身,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噤若寒蝉,营造出一种不能自由发言的氛围。是害怕遭到批评吗?我也被批评啦。家里还多次接到恐吓电话。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氛围很相似。如果在这里不能突破,历史还会重演。

另外,我主张应该向中国增加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发言也遭到批评。我并不是为了帮中国修路造桥才主张增加ODA。各位知道对中国的ODA作何用途吗?是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委派70~80名年轻日本志愿者进行为期2年的志愿活动,包括到中国各地担任日语老师、进行看护援助等。用于志愿者活动的人工费和活动费正在逐渐减少,我只是想增派一些可增进日中友好的志愿者。

担任大使时,我走访了中国各省市。令我吃惊的是,任何地方都在播放反日节目。剧情全都千篇一律,身穿军服、佩戴军刀、手持手枪的日本军人是大坏蛋,最终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在中国的地方,“日本人=大坏蛋”的印象根深蒂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该如何改变?我每次会见中国政府政要时都会呼吁“这太不正常了,希望能够改善”。我还到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过自由讨论。

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志愿者活动等,增加与中国人的接触。“日本人=大坏蛋”的观念根深蒂固,与初次接触日本人的中国人交流并非易事。但是,为期2年的活动结束后,日本志愿者无一例外,全都哭着与中国人依依惜别。与志愿者接触过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想法确实发生了改变。我希望能增加这种活动。

因为与中国关系恶化,就削减预算、取消活动。这样做真的好吗?政治、经济和外交到底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吧,想必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吧。应该回到这个出发点更多地去发言和讨论吧。

丹羽宇一郎 简历: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出生于名古屋市。在伊藤忠商事粮食部门担任粮食外贸业务员时崭露头角。1998年就任社长,第2年果断清理了约400亿日元不良债权,实现了V字型复苏。2010年6月,因中国人脉丰富而受到关注,成为日本第一位来自民间的驻华大使。父母经营书店,从小耳濡目染,是日本商界数一数二的热爱读书的人。喜欢古典音乐赏析、书道和俳句等,爱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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