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和产权保护，这两个看上去是不同的话题，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今天也不会再谈了。
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GDP和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自满和自傲的情绪，居安不思危，不想改变现状。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触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恰恰相反，每一次出现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借势延伸，市场的“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而每一次行动产生的短期效果，都是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元的地方投资，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天量投入换来经济危机的反弹，大跌大涨充满了戏剧性，但是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在“中国奇迹”和“中国拯救世界”的欢呼声中，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1.9%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终结。现在我们看到曾经是国际骄傲的投资工程项目成了烂尾工程，工业和财政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老板或者跑路，或者减量维持。在东南沿海一带，我最近拜访了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现在市场上盛传二季度和下半年中央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政策。就像吸毒上瘾，每次都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传统的模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第二个是政府控制要素价格和重要的资源价格，以便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扩张。投资增长多年超过GDP，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在过去10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速的1.3倍，结果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一个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的国家，钢铁、煤炭、水泥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突破国内市场制约，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和吸收国内的过剩产能，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过剩产能水落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外贸出口的冲击，而且是对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冲击。
为了缓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政府实行了大力的拉动政策。其实所谓的拉动内需，只是拉动了投资需求，消费从来都不是关注的重点。为了刺激投资，政府一掷千金，低效或无效的项目大量上马，资金不足就开动印钞机，推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投资使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终于将中国经济拖入了今天的困境。
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投资种菜养猪的时候，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而已。
当前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回想起日本过去的20年。日本政府花钱已经花到了将近破产的力度，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长期回落，而且在利率等于零的时候，还多次进行了数量松宽，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和信用，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日本经济到今天仍然处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仅仅是放松银根，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和问题。
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将法律、政策、资金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何渡过当今的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兼并进行行业重组，消除过剩产能，就应当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消除过分管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不振的真实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的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低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地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必面对竞争的压力，它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巨大回报。由激励机制所决定，创新的成功必然是在民营企业，因此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和约7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研究成果。根据诺斯的研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刚才我很高兴听到鸿忠书记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并认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两项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学术研究、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工业革命的成功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的。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一提到国有产权，脑子里马上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资产似乎是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顿和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地运行，产权的界定和纠纷往往由当事人和官员个人的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月”和“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定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仅仅为了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赞同绿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资源占有的不公平，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当前这种改革开放的状态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无可挽回地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回到小平同志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对中国经济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我们仍然是抱有很大信心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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