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會早報 19-12-2012
社會體制的改革和中等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在很多人那裡並不是很清楚。這裡，人們首先要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從而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中國早期的改革者並沒有做這種區分，他們簡單地把社會領域視為是經濟領域，把經濟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已經導致了無窮的惡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好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高峰時期，不可避免受到這種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從原先的計劃經濟轉型成為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在引導中國經濟改革方面扮演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之後，很快就有了中國變種。人們把新自由主義簡化成為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在國有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遭到了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強有力的抵制。但在社會領域，新自由主義則長驅直入。結果，應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沒有足夠的市場化，而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則高度市場化。
1990年代中期之後，新自由主義首先進入醫療領域，使得這個領域成為暴富領域，其主體醫院、醫生、製藥商成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國一半以上的居民還沒有醫療保險。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當時的人們把應付危機僅僅理解成為維持高GDP增長，結果導致了教育領域的產業化。在中國的傳統中，家長為了下一代，可以不顧一切投入。
儘管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提倡過或者承認過教育的產業化，實際上，教育產業化成為應付危機的一個有效手段。今天，中國的教育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有產業化性質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又攻克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社會領域，即住房，導致了住房的產業化，房地產成為了中國的經濟支柱。民眾為應付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座大山，儘量存錢，不敢消費。
客觀地說，在過去的10來年裡，中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樹。但這些努力遠遠抵消不了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惡果。儲蓄率居高下，內需社會無法形成，同時社會抗議活動層出不窮。
在19世紀的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的結果就是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類似於歐洲。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城市工人罷工和各種抗議形式(包括自殺)，是對低工資和惡劣勞動條件的反應。所不同的是，中國還存在著農村農民的抗議運動。儘管中國還沒有發展到歐洲當時的程度，但如果社會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會政策停留在低水準，中國很有可能演變成歐洲的發展道路，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將被打斷。
東亞經驗可供參考
在社會體制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從東亞其他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學到很多經驗。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走的道路和歐洲不同。在強調市場的作用方面，東亞經濟體和歐洲類似，但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方面則很不相同。無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方面，東亞經濟體的政府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社會的發展。鑒於歐洲的經驗，政府往往先發制人，進行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建設，從而避免了類似於歐洲那樣的長時期的、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
在東亞，只有韓國有比較激烈的勞工運動，但仍然遠較歐洲溫和，其他經濟體由於社會政策的確立，而得以和平發展和轉型。不難看到，這些東亞經濟體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不僅造就了經濟奇跡，而且也造就了社會奇跡，即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層。在日本，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改進能力、特有的企業終生雇傭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資倍增計畫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產階級的成長。
在台灣和香港，中產階級的成長主要是因為中小企業的大發展和政府方面的社會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國之後就確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後來又根據經濟發展水準不斷出臺和完善醫療和教育政策等，為中產階級造就了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基礎。
中國如果不能像東亞其他經濟體那樣，通過社會制度建設，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同時繼續推動經濟的發展，中國就會面臨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從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社會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也會出現此陷阱。從經濟上說，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建立內需社會。
但內需社會的建設不僅關乎於經濟，還有兩個方面的關鍵因素。一是在於社會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勞動收入的持續增長。無論是歐洲還是東亞經濟體，內需社會都是依賴這兩個要素建立起來的。而這兩方因素的發展，必然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實際上，內需社會和中產階級社會是兩個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
再者，社會體制和社會政策的確立也有助於基本社會公平的實現。社會公平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很明顯，但往往被忽視。社會不公平不僅會影響到社會穩定，而且更會影響到社會的精神層面，也就是職業倫理。社會的不公平和低職業倫理往往是同時存在的。通過提供公共服務來保證社會公平是政府的責任。
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局勢非常嚴峻。例如教育。因為教育資源在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國社會呈現出封閉性。在名校，具有農村背景的學生越來越少。即使他們學業優秀，也往往缺少經濟資源而不能進入大學。保持社會的流動性是實現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方面。當然，這不僅僅是教育，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包括國有企業、政府等等。還有一個例子，兩億多農民工目前還很難享受居住地的社會服務。如何保持社會的開放性，也是社會政策的一部分。
同時，社會體制和社會政策的確立還必須考慮到效率。社會政策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但並不能簡單地認為，錢越多，公共服務就越好。在很多時候，人們所面臨的往往不是錢的多少，而是錢如何用的問題。簡單的投入不僅不能促成體制的改善，反而會導致體制的衰敗。在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教育領域。這麼多年來，因為沒有把重點放在教育和科研體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財政投入上，這個領域已經出現了大規模、大面積的腐敗。
2012年教育經費將達到兩萬億元，而申請審批這些經費的過程，往往出現腐敗。投入越大，腐敗越嚴重。又如公共住房。作為重要的社會產品，公共住房在幾年來得到了重視。但大部分公共住房設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區，並且聚集了大量的低下層社會群體，尤其是窮人。這個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變，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變成為歐洲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失敗了的模式，即「貧民窟」模式。要實現可持續的和健康的發展，社會政策必須注重這些細節。
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並不難理解。經濟改革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從計畫導向轉型到市場導向。從管理的角度來看，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一種行政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就伴隨著行政體制改革。
到目前為止，行政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圍繞著政府向企業分權。第二步是企業的公司化和法人化。這些改革就是為了減少政府的干預，強化市場的作用。這兩方面都有進展，但還必須深化。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就是建立大部制的改革。這方面的改革空間更大。很多人對大部制並不理解，把此狹義地理解成為政府功能和責任的整合。實際上，大部制的核心就是政府的轉型。從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來看，大部制就是要建立監管制度，政府從對企業的直接管理，轉型成為對企業的監管，也就是規制型政府。
大部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要向社會分權。大部制改革之後，政府規模並沒有縮小。隨著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職能的強化，政府規模面臨擴大的壓力。要控制政府規模的擴大，就要把大量的行政審批權下放給社會，人們可以稱之為「政府功能的民營化」。正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放小」政策和中小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政府功能的民營化也同樣會有效促進經濟的增長。同時，這個過程也是政府的轉型過程。政府在把權力下放給社會的同時，發展和強化政府監管社會的功能。
行政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行政決策透明化，包括行政預算的透明化和行政決策程式化。首先，行政預算的透明化。花每1元錢都應當有記錄。這樣一來，政府對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撥款就有根有據，減少浪費的可能性。其次，行政決策應當遵守中立，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程式。比如，政府給教育科研專項撥款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補貼，採用公開招標的形式，不在申請方的身份、地域、所有制加以限制。
不取消「小社會」何來公平公正
在行政體制改革中，還必須有一項特殊的改革，那就是特權的社會化，打破公共服務領域的特權階層。政府官員(或者「小社會」)，一直在享受著特殊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些「城堡」內部的公共服務，產生著無窮的弊端。這個「小社會」一直在大量消耗著甚至浪費著本來應當讓全民共用的資源。現在所增加的資源，例如養老保險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這個「小社會」，造成了大社會補貼小社會，或者窮人補貼政府官員的局面。不取消掉這個「小社會」，不管如何強調公共服務，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也只會是空中樓閣。
經濟改革是實現長期中等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經濟改革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即結構層面、體制層面和政策層面。這裡，政策層面的改革最為容易。不過，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政策因素儘管仍然重要，也繼續推動經濟的發展，但其對經濟增長所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在下滑。可持續的中等經濟增長，最終還是要依靠經濟結構的平衡。但是，經濟結構的平衡需要很長的時間。用政策手段來調整經濟結構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必須把重點轉移到體制的改革上。
在中國的環境中，體制的改革包括經濟、社會和行政等方面。通過體制改革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中等增長，從長遠看，會促進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不僅可以造就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能造就一個健全良好的社會治理結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下一步的經濟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政治問題。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