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Chiuvon 发表于 译言
国家对经济的掌控日益增强。外部压力能否使得新一届的领导层扭转这一进程？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上百位充满热情的企业家齐聚复旦大学附近一间时髦的阁楼。喧嚣的音乐，精心装饰的灯柱，巨大的横幅上用英语写着含义不明的“Right here, right now!”这是创新工场上海基地的启动仪式。创新工场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创业孵化器与风险投资机构，该机构已经帮助多家公司起飞。创业者在创新工场时尚、开放的办公区内一起工作。“除了他们都是中国人，其他都像硅谷一样。”一位投资人滔滔不绝地说。
这种令人兴奋的场景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私营部门生机勃勃。但是，仔细一看，人群中的期望多于成功。创业者们都极度渴望着向投资人投递商业计划。Mendy Pang是一位20多岁的上海本地人，他正竭尽全力为自己新成立的B2C保险公司争取支持。“大银行看都不会看我一眼。”他叹息道。所以他去了一家小银行，但是收获的只有嘲弄。“这里的银行只给大公司贷款。”
残酷的现实是像庞先生这样的资本家正日益被政府压榨。专家并不认同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或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但是也承认其比例低于20年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国企表面上处于衰退中。到2010年，国企数目下降到了114，000家（其中约100家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龙头企业”），雇佣员工的比例也下降了。但现如今，即便私有企业的数目有所增加，国企衰退的速度已经放慢，在某些产业领域，国企数目甚至有所增加。
安可顾问有限公司是一家政治咨询公司。该公司一位有影响力的分析师James McGregor在一本关于中国“权威资本主义”的新书中说道，统计数据也掩盖了国企的成长能力。外国投资者补充说，私企的竞争环境一直不好，现在则更倾向于国内龙头企业。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分别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报告，支持再次进行国企改革和市场开放。
尽管如今的国企数量比以往少，但却前所未有地强大。原因之一是，国企的规模可以非常巨大，所以其在特定行业中的市场支配力通常也就更大。为了将零散的国企联合起来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减少了国企的数量，但是却把它们变成了从电信到造船等一系列“战略性产业”的龙头企业。
自由化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一轮大发展。但是2006年以后，发展速度有所减慢。评论家指出，自那以后，因为过去数年来的刺激性投资悉数进入国企的金库，经济进入了衰退时期。据咨询机构“龙洲经济”估计，国企投资比例虽然过去有所降低，在地产、通信和金融领域却有所上升。2004年，国企平均工业产出是私企的六倍，截至2010年，该数据已经蹿升到了十一倍。
除去绝对规模（以及反垄断部门的默许），国企享受着一系列不公平优势。盈利有保障，又有国家支持，国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信贷成本相当于私企的三分之一。政府给予国企一系列的减税和补贴政策，并且在政府订单方面予以照顾。国企无需为占用的土地支付费用，据中国智库之一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估计，这相当于国企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获得了约四万亿元（6400亿美元）的补贴。
事实上，表面上前景广阔的改革常常掩盖了权威资本主义的影响。政府最近宣布，外国邮递公司在历尽坎坷之后终于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听起来像是进步，但是有家公司说政府已经在仓库中安装了摄像头。这一举动可能是基于安全考虑，但是对于邮递行业，关于物流和调度的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商业秘密。汽车保险市场刚刚开放一点，但是外国保险公司拓展业务时必须一个省一个省地谈判，而本地竞争对手则无需这样。
虽然某些国内的私企已经能从国营部门分一杯羹，欧盟贸易委员会所称的“巨大非对称市场准入制度”仍然给外国企业带来了致命打击。半数在华欧盟贸易委员会会员公司声称由于政策性或市场性贸易壁垒，他们遭受了不该受到的损失。美国公司抱怨，在诸如电动车这样的领域，官方措辞强硬地要求外国人将知识产权转让给中方合资合作者。经合组织认为中国的外资法律在G20成员国中是最苛刻的。
惯例
去年新通过的法律新规定了针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这本身并不反常，因为许多国家也有这样的审查。美国甚至还有模糊的安全审查程序，以赶走中国的能源、电信投资人。美国报告指出，不同点在于，中国这部新法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也认定为“安全”，毫不费力地代替了贸易保护主义。
另一个问题是产业标准的设立。其他国家的产业标准通常是在经过广泛磋商后，由产业机构起草，并且不和销售产品的权利绑定。中国的情况常常相反。在移动技术数据协议和电动车再充电技术规格方面，中国向国内公司授予了有利条件，以此选择走自己的路。
McGregor以臭名昭著的银联为例：银联是在事实上垄断了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的国内支付系统，属于龙头企业中的龙头。中国似乎忽视了2006年开放支付市场的WTO承诺。
各国意见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政府订单领域排除外企参与。据估计，政府订单市场规模有一万三千亿之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中承诺将会根据国际规范制定标准，但是却迟迟停步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贸易委员会近乎露骨地警告中国，如果中国不尽快开放，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所享有的相对自由的准入可能变得“难以维持”。
美国商会更有策略，但是其政治体系却并非如此。一个国会委员会正在调查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公司，因为这两家公司据称和中国军方有联系，十月八号，结论就将揭晓。奥巴马刚刚以安全为由，向一家在美国拥有风力发电场的中国公司颁布了禁令。
国际贸易中的重量级选手们中选择在这个时候谈改革用意非常明显。中国问题在美国选举中总是热门问题，欧债危机也让欧洲人对中国没什么好感。中国很快就会有新一届领导人，弄出点儿动静显然有助于引起他们的注意。
市场化改革有机会吗？或许吧，如果改革能重振衰退的经济，而与此同时向低效的国企投钱的方法又行不通的情况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工作底稿计算，从长远来看，关停垄断国企能使人均收入猛增十倍。五月，中国官方暗示，私人资本在铁路、能源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地位可能有所扩张。满怀希望的欧洲官员致电商务部，会面的请求遭到拒绝，他们被告知，关于鼓励民间资本的声明和外国投资“没有半点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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