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对“国民教育”为诉求的抗议运动激荡全港，最终以特首梁振英出面表态撤销国民教育死限而暂时告一段落。尽管部分抗议者对港府未来可能采取的强推手段仍然保持高度警惕，认为“魔鬼在细节”，但在群众运动压力之下，内地体制对香港的思想渗透已经成为一个被严密关注的话题，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在这场抗议运动中，一本《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并非所有抗议者都认真读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其中一页“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与“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并成为“洗脑教育”的缩影时，已经激发起足够多的社会反感情绪，引爆各种讽刺、嘲笑与痛骂。而其他木板的长度，相对于这块短板而言，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正因如此，国民教育的支持者也有理由反驳称，没有完整看过教学手册的反对者，没有资格批评国民教育。同样，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总监黄志明撰文辩护时也称，十多位采访他的记者中，只有两位读过整本手册，这种“以偏盖全”的态度令他非常失望。
那么，这本《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来自网络的电子文档显示，这的确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全文34页，除去结尾的“教与学建议”和“参考书目”，主体内容共28页，共分为“前言”、“中国模式的源起”、“中国模式的内涵”、“反思中国模式”四大部分。
在前言部分中，手册开宗明义地将所谓“中国模式”归纳为九个方面，即：1、不进行全面的企业私有化；2、不进行快速的金融业私有化；3、不进行自由国际贸易；4、不听从西方国家建议，走自己的发展道路；5、有创新的强烈意识；6、把提升生活素质当做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目标；7、坚持创新和从事试验性改革；8、把可持续发展和平等权益当作和人均GDP同样重要的指标；9、保护本国的金融体系完整。
富有意味的是，前言短短300多字的正文中，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和提醒却占据超过一半的篇幅，并在结尾处提出“我们要兼听善恶，不可偏执一面”，这种低姿态和“反国教”的激烈态度形成鲜明反差，也是黄志明总监对“未知先审、未审先判”表示强烈不满的原因。
在简要介绍“中国模式的源起”及“华盛顿共识”、“布达佩斯俱乐部”之后，“中国模式的内涵”部分却将姿态逐渐升高。“内涵”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而最受非议的“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就罗列在政治方面之中，与之相并列的，还有“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着重和而不同、互惠合作的外交方针”等等。
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一节，无疑最受关注。具体而言，手册归纳出四大成就，即“确保施政稳定、能有效推动长期政策，延续性强”、“确保国土完整，以及行政、立法和军事上的统一”、“提升国内各族各地人民以及海外华人的向心力”、“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防止政府成为某一宗教、种族、利益集团的工具”。
正如黄志明总监承认的，作为标题，“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确有不足之处，全书各节标题绝大部分是陈述句式，没有褒贬意味，但涉及到中共一节，标题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令人怀疑有歌功颂德企图。而这一节下属的延伸阅读部分以“政党恶斗，人民当灾”为题，更是引入了街头小报的噱头手法，和整个手册的基调并不完全吻合。
然而，除去明显意识形态化的“执政集团”一节，其他如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中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坚持中共领导”等等内容，与大陆通行的思想政治课高度一致，为陈旧的意识形态措辞背书。这已经不仅仅是编纂技术问题。
在香港本地“普选”呼声高涨的时日，这份手册中“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并未能向港人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论据，仅仅强调“确保政府体制稳定……保障社会平等和流动性……令政府得以更有效了解民意……需要向民众负责，有助提升施政水平”。这种泛泛而谈，显然无法解决港人的制度焦虑。
黄志明总监在辩护文章中称，手册中已经提到，所谓“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都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他更进一步称，这是引述北京学者观点，不是歌颂中国现状。但是，上述措辞在手册中恰恰是为随后“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一节铺路，称这些机制可以防止理念变质或流于空泛。换句话说，这些方面相互配合，是将“中国模式”作为现实而不是理想来论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一节中，手册提及的是大陆人民亦感极为陌生的“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亦有互相监督制衡的成分”，而“纪检监察机制”和“官员任期”等制度，在大陆已被证明并不足以防止腐败滋生，同时又对媒体监督、廉政公署等有效机制闭口不提。以此来说服政治更加清廉的香港，难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被归纳为“国有、民营兼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动量大而自由的劳动市场”、“商品和资本市场”三方面。其中特别强调国家控股的金融、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尤其是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上升，及银行和电信公司排名蹿升，但也提到地方政府强征土地的弊病。
在社会方面，手册介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国式的社会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三个主题。在文化方面，则有“中国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文化保育”、“软实力”和“文化交流”等内容。
相对于洋洋洒洒22页的“中国模式内涵”，对这一模式的“反思”部分仅有两页，这和前言的低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反思部分中，主要涉及到“成本”、“与普世价值关系”和“模式输出”三个问题。相比围绕内涵的条分缕析的介绍，“成本”语焉不详地提及“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对当代历史中某些事件讳莫如深”等。虽然手册补充了“绿坝软件”、“我爸是李刚”、“毒奶粉事件”、“动车追撞事故”等案例，但总体而言，反思部分苍白无力，缺乏深入探讨，不足以作为对“中国模式”高调鼓吹的制衡。
自2011年以来兴起的“学民思潮”和“反国教运动”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但作为导火索，这份34页的小册子自有其失策之处。
首先，手册对大陆学界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缺乏足够了解，事实上，相当部分的大陆研究者都对这一概念持保留态度，尤其近一两年以来，随着政经各方面问题的暴露，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相关讨论已经逐渐有偃旗息鼓之势。而香港的国教推动者却在此时试图用一个晦暗不明的概念切入，使之成为国情教育的图腾，这种手法，使得国情教育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注定无法收获拥护。
其次，从这场抗议运动中不难发现，在互动日益深化背景下，今日内地与香港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互反馈态势。因此，香港的国民教育在立足本地的同时，必须借鉴内地社会的整体发展动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份手册一方面完全说不上为香港人量身定制，通篇是港人极为陌生的政治语言，另一方面对大陆近年来的发展也缺乏足够敏感度。其中所引例证，如三峡成败、公务员考试、国有企业角色等等，在大陆均属于极有争议话题，并不适宜作为正面案例。
再次，这一轮国情教育最大的失败，同时也是最危险的迹象，或许是试图将庸俗化的国家主义思潮强行嫁接到香港，引发强烈反弹也在意料之中。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否认国情教育和公民认同的合理性，但必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把握平衡。正如一些抗议者批评的，国情教育中忽视了“人”的位置。在手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声称力行仁政的利维坦，却没有看到个人是如何参与到国家运作之中的，并和它真正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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