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正逐漸形成一個新共識，就是只有通過歐元債券將「債務共同化」，才能拯救歐元危機。
方案的提倡者經常引用美國的早期歷史︰當時華盛頓政府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成功迫使新聯邦政府攬下美國各州的獨立戰爭債務。但若更仔細考量，就能發現美國建國之初的經驗與現時歐元債務危機的情況並不能相提並 論，也絕非歐元債券的可靠樣辦。
首先，由聯邦攬下現存州級債務，與容許個別國家發行全體成員共擔的「共同債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漢密爾頓毋須擔心道德風險，因為聯邦政府並不對任何州級的新債提供擔保。
美立國之初 聯邦包攬地方債
其次，而鮮為人提及的是，當時美國聯邦債務（約4,000萬美元）比各州債務（約1,800萬美元）多很多。因此，聯邦包攬地方債務，並非美國獨立戰爭後實現金融穩定的主因，相反，這只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此外，當時最高效益的政府收入取自邊界的關稅和相關稅項。故即使從有效性的角度看，讓聯邦政府為公債買單，也是有道理可循的。
聯邦政府將各州債務攬下還產生經濟發展的優勢︰各州卸下了債負，因此不必通過可能阻礙美國內部市場發展的直接稅來開源。事實上，在聯邦政府攬下各州債務後，各州歲入下降了80至90%。各州的財務也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無關宏旨。
最後，金融穩定成功的關鍵是深化重組。漢密爾頓估算過，聯邦政府能夠徵收足夠的歲入來承擔4%利率的總債務——比當時債務存量6%的票面利率低多了。
歐洲前景黯淡 能否續債成疑
至此，州債券和聯邦債券持有人將獲得一籃子長期債券，其中一些利率為3%，另一些為6%（但有10年寬限期）。這債務籃子的平均債務利息成本便為4%。從現代術語看，與當時常見的9%收益率相比，這樣一來總債務（包括聯邦債務和州債務）的「淨現值」便被削減了一半。
此外，新聯邦債券極長的到期期限意味着並不存在續期風險（Rollover risk）。聯邦政府若暴露於這風險下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一開始這操作就被視為風險極高的行為。
在美國建國的最初幾年，債務利息吞噬了80%的聯邦總歲入，只要發生一絲負面衝擊，就能讓新成立的聯邦政府破產。幸運的是，情況正好相反︰受戰後重建復甦刺激，聯邦歲入增長了3倍，及後仍保持快速增長，此部分受惠於美國在蹂躪歐洲大陸的大戰中能保持中立。
與美國相反，如今歐洲的增長前景十分黯淡，而即使是意大利和希臘，利息支付也只佔總歲入的20%。但真正的問題，是在經濟停滯的情況下能否續債。比如，意大利很快就可實現平衡預算，但她仍必須為每年到期的舊債再融資問題而頭痛。
因此，要緩和歐元區公債可持續性的質疑，也應需要深入的結構重組。如果現有債務能轉換為20年期、孳息率3%的歐元債券，並得到5年利息寬限期，那麼歐元區危機肯定能夠解決。惟這個方案對金融市場將造成甚麼衝擊也顯而易見。
對於如何看待歐元區的問題，更有意思的是看看漢密爾頓方案出台後50年發生了甚麼事。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很多州份在當時領先的運輸技術——運 河建設上過度投資。運河泡沫爆破時，佛羅里達領地的8個州（約佔當時美國全國人口10%）無法支付債務利息，不得不違約（其中大部分是對英國的債務）。
英國銀行家當時威脅說，他們絕不會再向這群沒有信譽的美國佬投錢。他們大概是受了漢密爾頓先例的誤導，因為他們之所以投資，是認為聯邦政府（如果必要的話）會再次出手拯救各州。
美用憲法強制 地方平衡預算
但是，盡管有外國債權人的威脅，聯邦政府仍拒絕出手援助。援助動議沒有被通過，因為根據常規決策程式（用歐盟的說法，即「共同體方法」），這需要州（即參議院）和人民（即眾議院）以簡單多數議席批准，但當時的動議並不夠票。
違約的代價是沉重的。19世紀40年代，美國增長緩慢，來自外國的債權人不斷壓迫，使大部分官方債務在一段時間後重新履行償還義務。違約不是易走的路，此 後，所有美國的州（只有佛蒙特州是例外）都在州憲法中加入了平衡預算的修正案，以此捍衞財政信譽。歐盟成員國準備好採取類似動作了嗎？
作者曾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曾擔任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法國總理及財長的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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