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在特朗普政府任期最後一天（1月19日）宣佈，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的大規模鎮壓，是種族滅絶和反人類罪行。這是迄今為止針對中國治疆政策最嚴厲的譴責。
「種族滅絶」一詞常讓人想到二戰中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而該詞被用於指稱中國政府對待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行為，引發了巨大爭議。
在美國國務院之後，加拿大議會和荷蘭議會分別在2月23日和25日通過動議，稱中國正在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絶」。一些立法者還呼籲國際奧委會，將2022年冬奧會移出北京。與此同時，還有西方議員以侵犯人權和強迫勞動為由，呼籲各國抵制新疆棉花、番茄等產品。
活動人士和聯合國人權專家說，至少100萬穆斯林被關押在新疆西部偏遠地區的難民營裏，並指責中國使用酷刑、強迫勞動和節育的方式對待維吾爾族人。
由新疆問題引發的學術爭議仍存在爭議。《經濟學人》（Economist）在一篇文章標題中直截了當地稱，「用『種族滅絶』形容中國對維吾爾族人造成的恐懼是錯誤的」。該文在發表後遭到一些學者批評。
「種族滅絶」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判定種族滅絶的法律依據有哪些？歷史上又有哪些被認定的案例？
英文「種族滅絶」（genocide）一詞，由古希臘文「人種、部落」（genos）和拉丁文「殺戮」（cide）組成。
《經濟學人》2月13日的文章這樣解釋該詞：「就像『他殺』意味著殺死一個人，『自殺』意味著殺死自己一樣，『種族滅絶』意味著殺死一個民族。」
該報道的作者以詞源為依據，認為他殺、自殺、種族滅絶這三個詞（homicide、suicide、genocide）都以『-cide』為結尾，因而判斷他們的涵義也都是從詞源中引申出來。
美國著名的中國法研究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撰文批評上述對種族滅絶的定義是「詞源學謬誤」，即認為一個單詞的真正含義來自它的詞源學。他反駁說，「一個詞匯的含義是相關語言社區在使用中賦予的。」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總監海倫娜·肯尼迪（Helena Kennedy）和幾位關注人權的律師及機構也聯合發文表達批評。他們說，「種族滅絶不是一個應當輕易使用的詞，但這並不意味著不應當使用這個詞。」
肯尼迪等人認為，美國國務院對中國政府實施「種族滅絶」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經過了數月研究形成，信守了跨黨派的承諾。
他們寫道，「理想情況下，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絶指控會由國際法院、法庭，或專門建立的聯合國調查機制進行審議，但鑒於中國在聯合國的強大地位，這項工作並未完成，而且不太可能發生。但這並不妨礙各國作出自己的決定。」
聯合國公約
以上多位專家認為，種族滅絶並不僅僅意味著通過大規模屠殺來毀滅一個群體。
根據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絶罪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破壞一個群體可能有多種方式。目前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該公約，包括中國。
該公約稱，種族滅絶是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也是有史以來，殃禍人類最為慘烈的罪行。公約的第二條將種族滅絶定義為，蓄意摧毀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
- 殺害該團體的成員；
- 致使其成員遭受嚴重的身體或精神傷害；
- 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致摧毀其成員的生命；
- 強制實施旨在防止該團體內生育的措施；
- 強行將其後代轉移至另一團體。
肯尼迪等人指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案例，許多行為包含在公約的定義之內，比如身體虐待、性暴力；設置集中營、強迫勞動；強制節育、墮胎等。
「種族滅絶」一詞的來歷
「種族滅絶」一詞是猶太人波蘭人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創造的。萊姆金親眼目睹了大屠殺的恐怖，除了一位兄弟，他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被殺害。他發起運動，要讓種族滅絶在國際法下被認定為犯罪。
1948年12月，聯合國通過了《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絶罪公約》，該公約於1951年1月生效。
郭丹青指出，該公約並不是直接採用一個已經存在的詞匯，而是對該詞添加了自己的解釋。從公約的第一份草案開始，「種族滅絶」一詞的含義就超越了實際殺戮。
判罪的法律依據
根據《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絶罪公約》，判定種族滅絶罪行是否成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施暴方是否「蓄意」做出摧毀一個民族、種族、種族或宗教群體的行為。而要判斷某種罪行是蓄意為之有相當大的難度。
該公約還指出，僅擁有破壞文化及分散群體的意圖不足以定罪。
如何在法律上證明中國鎮壓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行為是種族滅絶，成為另一個爭議。
美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月19日在一份獨家報道中，引述三位前任及現任美國官員稱，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辦公室認定，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實施的大規模監禁和強迫勞動是反人類罪行，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種族滅絶。
《外交政策》的報道稱，美國國務院律師的謹慎結論不等於判斷新疆沒有發生種族滅絶，但反映了要在司法上證明種族滅絶十分困難。該報道提醒，在沒有堅實法律基礎的情況下使用種族滅絶一詞會帶來政治化風險，並且可能削弱該詞原本所指的力度。
歷史上的「種族滅絶」之爭
關於如何定義種族滅絶，也導致了對20世紀到底發生過幾次種族滅絶的分歧。有人說只發生過一次，即有六百多萬猶太人遇害的納粹大屠殺。
但也有人表示，歷史上還發生過至少兩次種族滅絶：1915年至1920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人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而土耳其人否認這一指控；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裁定1998年裁定，1994年在盧旺達，80萬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死於種族滅絶。
另外，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將1995年發生在波斯尼亞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大屠殺判定為種族滅絶。
還有人列舉了一長串他們認為的種族滅絶事件，包括1932年發生在蘇聯的烏克蘭饑荒、1975年印度尼西亞入侵東帝汶以及20世紀70年代在柬埔寨發生的紅色高棉殺戮。 但這些民間說法都沒有經過國際法庭的審理認定。
到了21世紀，國際刑事法庭針對1959年至2004年發生在蘇丹達爾富爾（Darfur）的殺戮，指控蘇丹前總統巴希爾（Omar al-Bashir）犯下種族滅絶罪，並在2009年發佈通緝令。
2016年3月，美國稱，所謂的伊斯蘭國正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對基督徒、雅茲迪人和什葉派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滅絶。2014年，該聖戰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佔領了大片領土，並因其被視為反對者的殘暴行為而臭名昭著。
法律認定程序
《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絶罪公約》付諸法律，最早發生在對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進行的國際審判中。
1998年9月，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裁定，盧旺達塔巴鎮的胡圖族領導人讓·保羅·阿卡耶蘇（Jean Paul Akayesu）犯有種族滅絶罪和反人類罪，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2004年，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拓寬了種族滅絶的定義。
塞爾維亞武裝部隊指揮官克爾斯蒂奇（Radislav Krstic）被該法庭裁定犯有種族滅絶罪，他被指在1995年7月發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中殺害了7000多名穆斯林。
克爾斯蒂奇對該罪名提起上訴，稱這一數字「太微不足道」，不可能是種族滅絶。但最高法院駁回了他的論點。
2019年，塞族前領導人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的上訴被駁回，他被判犯有種族滅絶罪等，刑罰為終身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