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有數萬乃至數十萬支蠟燭照亮夜空,為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中的受害者悼念。今年是燭光晚會舉辦30年來首次中斷。
香港警方近日以擔憂肺炎疫情擴散為由,援引用於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會緊急法令,對今年悼念1989年「六四」死亡人士的燭光晚會發出禁令。同時,隨著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在不經香港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內容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且即將在兩個月內生效。很多人擔心,萬人同舉燭光、高喊「結束一黨專制」的場景將永遠進入歷史。
美國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對BBC中文說,「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世界的損失。」
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話題。歷史教科書中不會提及,官方新聞媒體不會回溯,更不會有任何官方紀念活動。只有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境內可以公開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的地方。香港維園的燭光晚會是唯一成規模的集會。澳門今年的集會也同樣被禁。
消失的集會
受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禁止八人以上聚集,這輪「限聚令」剛好以6月4日為節點。「六四」紀念活動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承諾,督促參與者保持1.5米距離,但集會仍未被許可。而日常生活裏,在警方發佈禁令時,一些學校已經復課,大部分餐廳、酒吧開放,在這個山城狹小的空間裏,許多地方布滿人群。
香港支聯會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該組織在過去30年來連續主辦了「六四」燭光紀念晚會。
「97年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03年也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大家覺得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測試。沒想到今年斷在這裏。」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有點沮喪地說。
李卓人從沒想到,從1997年中共收回治港權,到2003年「沙士」病毒(SARS,又稱薩斯)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加上當年《基本法》23條立法的緊張情緒,都未能阻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晚會。這幾乎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允許香港人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最好實踐。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堂而皇之地成為官方拒絶集會的理由。
不僅在香港的社運人士不滿這種安排,國際上知名的關心中國的學者也為此不平。
「這顯然是政治打壓」,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直截了當地說。「如果維園的集會是為了慶祝『一國兩制』的成功,那麼新冠病毒就不會橫加阻礙。」
知名中國法律學者、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也對BBC中文說,「在透明度太少的政府系統中,有一件事情是透明的——『六四』禁令的借口不可信。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顯然不想讓港人有機會對『六四』發表意見,不管是1989年還是今天。」孔傑榮長期關注中國司法改革,提倡人權。
當年的學運領袖周鋒鎖對香港今年失去「六四」燭光晚會表示痛心。目前流亡美國的周鋒鎖對BBC中文說,「過去三十年裏,香港的燭光對於當年『六四』的親歷者,特別是國內的受難者家屬來說,是最大的安慰。每年也有很多人專門從大陸到香港參加,對他們來說,彷彿一種朝聖。」
周鋒鎖形容香港的燭光是中國大陸和海外民運人士「堅守正義的明燈」,如果這盞明燈熄滅,將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極大損失。
維園集會雖然沒有批准,但李卓人呼籲香港人在不同地方悼念,以燭光「遍地開花」的形式紀念「六四」。
香港支聯會計劃當晚在各區設街站,派發蠟燭,並呼籲市民在晚上8點9分集體默哀一分鐘。部分成員也會在晚上7點八人一組分批進入維園,舉起蠟燭,舉行簡單儀式。
為什麼還要記著「六四」?
每年「六四」期間,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都面臨嚴格審查。涉及當年抗議活動的圖像、人名等貼文都會自動屏蔽,無法顯示。對於中國大陸,1989年6月4日那天的事彷彿消失於歷史,不曾發生過。
在香港,隨著言論空間收窄,加上人大剛通過的新《國安法》草案,很多人擔心,香港人也將對「六四」面臨集體失憶。
孔傑榮表示,「香港的命運已經注定,尤其是考慮到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立法和最近全國人大的決定。香港將步入澳門後塵,向失憶屈從,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被迫承受的。」
林培瑞說,「『六四』與今天的香港息息相關,因為它生動地展示了中共的真實本質。香港今天面對的是同樣致命的本質。」信息封鎖、言論受控、以超越法律的手段打壓異見等等都被認為是中共極權的本質。
周鋒鎖說,「六四」雖然已成為歷史,但卻是「一個常新的話題」。他認為中共極權不僅造成了「六四」的悲劇,也導致了最近的新冠疫情爆發。他說,病毒大流行是「因為沒有自由、人民不能發出聲音,甚至醫護人員也被禁止談論,造成的世界性災難。」
在「六四」31週年前夕,總部設在美國加州的非贏利公共福利組織「人道中國」舉辦了網絡紀念活動,悼念「六四」死難者。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在紀念會上陳述了多個需要記住「六四」的理由。
林培瑞特意加上了這樣一句話:「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害。同樣,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來,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亡。『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許多其他方面都不同。可是有一點是一模一樣,共產黨宣佈數字,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是根據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成的結果。」
中國官方將1989年6月4日對學生和市民的屠殺稱作鎮壓「反革命暴亂」,並稱有兩百名平民及幾十名安保人員在鎮壓中死亡。不過,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數一直遭到質疑。外界的估計從幾百至一千人不等。英國在2017年解密的文檔中顯示,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後發出電報稱,「六四」事件中,中國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而該消息來源是某個正在「傳遞消息的人」。
對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人數,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都曾提出質疑。中國在今年4月修改了疫區中心武漢的死亡數字,上調接近50%。官方稱,由於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客觀上「存在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而統計標凖依然受到質疑。
「六四」紀念還有未來嗎?
香港支聯會秘書長蔡耀昌說,過去30年的「六四」紀念活動雖然沒有達到「建設民主中國」的作用,但至少每年提醒人們記住這一天,令政權不能夠忽視這段歷史。
「這也讓支聯會繼續支撐紀念活動責無旁貸,」他對BBC中文說。
中國全國人大5月28日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正式獲授權進行香港《國安法》立法工作,由於法例以繞過香港立法會的方式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擔心這種做法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包括香港支聯會在內的整體香港公民社會都感到措手不及。示威人士、媒體、法律界、民主派政治團體、非政府組織、與外國政客有聯繫的政客等等,全部都有可能受到《國安法》的影響。
蔡耀昌說,「目前的憂慮有點像97之前,大家擔心,支聯會會被取締嗎?」
「但不管怎樣,都不會比內地環境差。當《國安法》真正到來,我們也對更差的環境有所凖備,會盡力在各方面爭取更大的空間。」蔡耀昌依然保持樂觀態度。
香港支聯會在過去幾年受到本土派的批評,認為「平反六四」不再是香港人的事,而應該將焦點集中在本土訴求上。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項調查,2015年「雨傘運動」後,認為「六四」晚會為了「爭取中國民主化」的比例明顯下降,而認為「爭取香港民主化」的比例上升。
不過,去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反送中」運動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似乎令這種趨勢減弱。蔡耀昌說,近來支聯會受到的批評減少了,並且由支聯會籌辦的「六四」紀念館也因為多了「反送中」相關的展覽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駐足。
加上今年多了對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處理集會的不滿,蔡耀昌認為,在今年的「六四」紀念中,「本土抗爭的意義比以往大」。不過,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接下來面臨如何凝聚的困境。
林培瑞認為,即便限制在中國國內,香港民主運動依然有發展空間。他說,「在中國國內,對中共的不滿和抗議比表面上看到的多。中共在維穩定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支持以「遍地開花」的形式延續未來的民主運動。他說,「我希望那些選擇留下的和多數不能離開的人,即便在當前艱難的環境中,也能找到一種方法,對即將來臨的不公命運進行富有創意的、完全和平的抗議,讓歷史為之一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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