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原
荷蘭萊頓大學博士生
2015年 9月 15日
年初以來日益激化的歐洲移民問題隨著近期大量敘利亞難民的湧入而集中爆發，歐盟成員國慌張應對、歧見重重。政客們多將矛頭一股腦地指向製造事端的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小阿賽德，並有意加大各項投入（甚至是戰爭投入）來平息動蕩的中東局勢，以緩解難民壓力。雖然在歐盟的主導下歐洲各國在接受難民數額的分配上取得了可喜進展，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的演講也撼動人心，但問題在於長期以來歐洲為何無法拿出可行方案防範和應對這次危機？公共領域一邊倒的對難民的人道主義同情背後還隱藏著怎樣的政治傾向？接納難民又會對一個的國內政治造成什麼的影響？ 其實難民危機不僅僅是他人惹的禍，它也源自歐洲自身的政治危機，並可能進一步激化歐洲的政治危機。
威脅歐盟一體化進程
歐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多個國家共享一個對外邊境的區域，申根協定的原初意圖是打破歐洲內部的壁壘，促進人員和物資的有效流動以拉動經濟合作和成長。但是隨著歐盟和申根區不斷東擴，大量東南歐的勞動力開始湧入較為發達的西北歐尋找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機會，長久已經造成西歐國家內部民眾的些許不滿。更糟糕的是，伴隨阿拉伯之春遺留的北非問題（特別是利比亞）、敘利亞內戰持續、伊斯蘭國的崛起，鄰近的中東北非局勢極度動蕩不安，大量不堪政治迫害和戰爭苦痛的民眾開始鋌而走險湧向歐洲。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鄰近邊境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巴爾幹島國家，雖然很多難民的真正目的地是西北歐，但根據歐洲各國之前的「都柏林協定」，難民首先抵達的歐洲國家應負擔接納這些難民的責任，如果難民跑到歐洲其他國家他們將被強制遣返回其初到國。如此導致歐洲各國接納難民數額的高度不平均，東南歐國家在應對日益加劇的債務危機的同時不得不承受不對等的難民負擔。
雖然此後歐洲各國達成共識把解決難民問題當成整個歐洲的集體責任並制定了分擔方案，但問題是，歐盟不是一個國家，並且勢力極弱，無法像中央對各省一樣分配難民。與其說歐盟是一個統一的政治主體，還不如說其是一個各國勢力角力的平台，其政策必然是各個國家博弈的結果，而一些政府本身面臨本國政治現實和選民壓力，勢必相互推搡。哪怕通過統一標凖（例如一國人口規模、就業率、國民生產總值和難民申請人數）來測算分配，現實是就像每個國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不同，每個國家容納難民的意願和能力也相差甚遠。東歐國家鑒於自身狀況普遍不太情願，同時難民自身也渴望去更發達的地方，如此某種程度上歐盟往往成了歐洲大國（如德國、法國）將自身的意志和姿態強加於弱勢國家的政治機制。
就像債務危機的數額不抵歐洲年度經濟總量的十分之一，目前的移民規模也遠不足歐洲人口規模的百分之一，理論上只要各國團結一心以一個國家的姿態下定決心去解決，沒什麼難事。但問題在於，各國各懷鬼胎，並且誰都不知道這是不是個無底洞，即便是主動接納移民也多出於國際形象和國內勞動力短缺的考量（如德國）。一個政治規律似乎是，超國家層面的共同體問題是很難通過主權國家之間的同心協力解決的（全球層面的氣候問題亦是如此）。無論是歐債危機還是難民危機，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將一個政治共同體才能完成的任務寄托在一個問題重重的經濟共同體之上，而歐洲這種在政治一體化之前推動貨幣一體化和資源流動一體化的做法很可能在經濟危機和移民危機的衝擊下更加舉步維艱。成員國之間的不對等和有效政治機制的缺乏加劇了此次危機，同時也將在危機中更加困難重重。結果，道德溫情和理想主義在政治現實面前總是乏力的，歐洲它不再是榜樣，而滿滿的都是問題和教訓。
加劇歐洲各國國內政治的極化
此次難民危機以來，我們在網絡上和媒體上看到太多感人的故事和畫面， 無不彰顯著人性的偉大和光輝。可是，既然輿論如此一邊倒，為何各國的政客卻搖擺不前，並且在接納部分早期難民之後紛紛加大了邊境管控？因為公共空間之外，各國民間都潛藏著日漸高漲的反移民和歐洲懷疑主義情緒。在過去十幾年間，極端右翼政黨在歐洲各國異軍突起，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荷蘭自由黨、丹麥人民黨、匈牙利約比克黨、芬蘭的正統芬蘭人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波蘭的新右派國會黨在各國選舉（特別是地方選舉）中都表現不凡，並且在去年的歐洲議會大選中一舉成為最大贏家。可見他們擁有相當的民意基礎，而這些政黨的核心政策主張就是反對外來移民和歐洲一體化。
這種政治的極端化傾向絕非偶然，申根國內部邊境的開放加速了人員和物資的流通，但同時帶來勞動力向經濟較發達和生活環境更好的地區集結，總體的趨勢是西歐和北歐不斷面臨來自東歐和南歐的經濟移民。如果歐洲經濟一直活躍堅挺，也不會出現很大問題，勞動力的補給和優化配置甚至可以帶動經濟發展，經濟增量帶來的就業機會和福利保障也不至於讓一國民眾就存量蛋糕的分配問題而遷疚與外來移民。但是很不幸，歐債危機引發的長期經濟低迷導致就業機會萎縮、福利體制搖搖欲墜、公共安全事件頻發，本國民眾的反移民情緒日益萌生，再加上多黨政治和選舉制度的操弄和催化，這種情緒已然升格為成建制的政治力量。
雖然此次難民危機中，官方一直在努力宣導「難民」和「移民」的區別，試圖通過人道主義情懷來降低本國民眾的恐懼情緒。但是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這些只是概念上的區別，其現實影響都是一樣的。這並不是說，移民或難民的湧入真的剝奪了國內民眾的就業機會、瓜分了國家福利、帶來了社會動蕩，很多移民或難民實際上了給所在國家貢獻甚多，無論是勞動力、智慧或高技術。但在心理和政治層面，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建構事實，當反移民的情緒通過選舉和媒體的渲染成為某位群體立場和政治主張時，那麼接下來社會上發生的有關移民的負面資訊都會成為移民的罪證，所有類似的危機和不悅都會產生「都是移民惹的禍」的聯想，從而進一步加劇反移民情緒的滋生、固化和蔓延。
面臨政治正確或者道德壓力，很多心懷反移民立場的民眾不會跑到社交媒體去發聲或上街抗議，但是並不代表這股力量不存在。當選舉中，民眾有平等的機會通過匿名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主張和立場時，保不定反移民的政黨會再次獲得廣泛的支持。此次大量難民的湧入，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零星的抗議和攻擊已經出現。短期內出於人道關懷接納他們容易，但是如果無法很好地吸納和安頓這批移民，或者又有更多的難民持續湧入， 之後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難免會再次激化民眾的厭惡情緒。加之潛在的宗族和族群心理，以及選舉政治的動員和話語操作，「他們」和「我們」之間的社會割裂線將持續加深，未來歐洲各國國內政治很可能因此進一步極端化。
同時，反移民和反歐洲整合是一體兩面，因為對於很多民眾來說，移民問題就是歐洲一體化造成的。當反移民的政黨在各國積累足夠的聲勢之後，其勢必加劇該國在歐洲的離心情緒。明年英國即將開展「脫盟公投」，如果此次難民危機加劇了英國民眾的恐慌，以及此後難民安置帶來的各種問題持續發酵，那麼最後影響整個公投走向也是可能的。
考驗歐洲的福利國家體制
難民們之所以湧往西歐或北歐，除了這裏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生活環境之外，還看重了這些地方的各種社會福利。雖然，目前來說難民的體量不足以威脅這些國家的福利制度，但多多少少會對其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首先，整合難民需要大量的國家投入。這批難民雖然號稱大多是敘利亞的中產階級，其中有企業主、醫生、技術工人和律師等，一部分能夠很快融入歐洲的就業市場，並在新的環境中發光發熱。但是還有很大一部分難民無論在教育水平、就業技能甚至語言上都無法滿足和適應歐洲社會的期待，因此接納國必須花費大量教育和培訓資源幫助其適應和融合，否則這些人就有可能游離成社會的不安因素。並且很多項目不是一年兩年，需要長期的持續的投入，這對一個社會的整合容納能力也是巨大挑戰。
其次，根據各國難民的安置政策，這批難民在被政府正式接納之後一般將享受跟本國國民同等的社會福利，包括醫療、生育、教育、失業補貼、養老等。很多難民早期無從納稅，卻能夠免費享受各種福利待遇。雖然這部分支出也不會大到撼動國家財政的程度，但是將促使本國民眾產生較強的心理剝奪感，認為這種福利制度是不公平的，我交的錢都被不交錢的人用掉了，從而不再願意承擔相應的稅收，這種「養懶人」「養外人」的不好印象將動搖福利制度的社會根基。同時，當大量低端勞動力湧入擠佔國內同等人群的就業機會時，失業的本國國民也將需要更多的福利供養，將導致福利支出的壓力進一步加大。
再次，一般左派政黨執政的國家對外來移民或難民較為寬容（例如北歐），而左派也正是福利國家體制的階級基礎。然而移民的湧入對左派政黨帶來了兩難，一方面要寬容地吸納移民（族群政治），一方面要維持福利國家的群眾根基（階級政治）。如何在國家的經濟和福利體制中安頓這部分移民、如何繼續維繫社會安全網已經不是簡單的政策問題，而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當族群政治和階級政治產生嚴重衝突而得不到有效調和時，左派的執政基礎將大大削弱，進而影響福利體制的走向。
福利國家危機不一定就是移民帶來的，經濟下行、社會老齡化和左派政黨的執政不力已經讓部分國家的福利體制倍感吃力。難民的湧入頂多只是加大了福利支出的負擔，其後果不會直接破壞乃至擊垮福利國家體系，只會讓這些國家的福利制度更加具有排外性和歧視性。
總之，此次難民危機以及此後更多的難民湧入將對歐洲政治產生深遠影響：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政治整合將遭受 更大的挑戰，各國國內政治中左派政黨將面臨更大的執政危機，同時右派極端政黨可能進一步壯大，歐洲的福利國家體制雖然不至於因此終結，但內部結構和具體政策會發生較大調整，更加保守排外。並且，這些影響將伴隨著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的同生而不斷加深。
（責編：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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