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黄文勋举着一块足有一平方米大的标语牌走上了深圳人流熙攘的大街（2013年3月10日）
黄文勋的故事
2015年3月21日，中国最年轻的政治犯黄文勋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访问美国的消息后，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信。那时他刚过完25岁生日不久，在湖北赤壁看守所未经审判，已经羁押一年十个月（如今已两年零四个月）。他讲了自己的故事，试图让美国人“了解不一样的中国。”他似乎确信这封信会抵达奥巴马的手上，他为占用总统宝贵的时间感到抱歉，但他又说，这可以算作“国际道义时间”吧。
我一直惦记着这封信，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把黄文勋们的声音带到中国以外。但是他写得太长了，我决定替他简要转告。我又想到另外两个政治犯的自述：唐荆陵和郭飞雄，决定一并讲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一点也不认为奥巴马会读到这封信，虽然我坐在离白宫4.2英里的家里写这封信。对我来说，《致奥巴马》仅仅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而已。
黄文勋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惠州出生长大。高中的时候（那应该是2008年前后吧），他与同学抒发各自的志向，他的志向很大，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他发起了一个嘲讽时政的漫画学社。但是他在高中临毕业前辍学了，“再也无法忍受那该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
他的信我读了几遍，每读到这里，我都在心里一半责怪他没有上大学（我的年纪可以当他的妈妈，我的责怪也是父母那样的责怪），另一半却深深知道他所说的死记硬背政治课给他带来的那种煎熬。我考大学的时候政治课成绩高分，但到了我大学毕业两年后唯一一次考研究生的时候，政治课却考了不及格。吞苍蝇恐怕也不会比背政治更难受吧。
1990年他出生的时候，全中国沉浸在1989年街头民主被屠杀后的死寂中。那场死寂其实仍然弥留在中国的空气中，稍微留心就能嗅到。但这个刚刚成年的男孩在广州闯荡两三年后却认定街头运动是他的使命。“必须要有人不断地走上街头，唤醒更多的国人觉醒权利和公民意识。不再愿意沉睡的公众将是推翻专制高墙的最终实力。”
的确，在中国的反对圈中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
不过这个男孩子把我吓了一跳。2013年3月10日，也就是中国的伪人大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会议期间，在深圳，黄文勋举着一块足有一平方米巨大牌子走上了人流熙攘的大街：
不要恐惧！
打倒共产党！
打倒独裁专政！
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万岁！
一年前，在广州，他和朋友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标语要缓和得多：“无选票，无未来。”每次这样做他都会遭到短期拘留和殴打。他还曾经在街头散发传单，“做关乎选票、民主、公示财产的即兴演讲。”2013年5月他在湖北赤壁和几个朋友一起被逮捕，当时他背着一个背包，在进行“践行光明中国梦”的巡游，已经游历了十多个城市，会见了很多朋友。
他说他的恐惧“并不因活动次数的增多而消失，每一次活动的开始亦会有不安，但是当警察扑上来抓捕他时，他都要喊出来他想说的话，”享受这种发自灵魂的真实感觉。
在被抓进赤壁看守所的当天，他遭到的高压电击惩罚，因为他不断质疑程序的合法性。当天晚上，他看到栅栏外一些女犯被警察殴打，出口制止，警察再次对他进行了电击。
他向美国总统讲述了看守所的生活：他在两所狭小的监室间轮换，户外放风的地方只有12-18平米，“四面高墙，头顶只见铁栅栏的天空”；犯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他的监狱，犯人生产给死人祭祀用的元宝纸，而在其它监狱，犯人生产杰克琼斯、阿迪达斯、美特斯邦威、骆驼等知名品牌；药品以高价出售给生病的犯人，如果后者账上没有钱，他们就不会得到治疗。“我亲眼见过因严重缺乏营养导致上半身水肿的人，不仅没有任何医疗帮助，依旧十多小时的生产。”
和中国的监狱相比，肖申克简直就是天堂了。
他请求奥巴马总统告诉习近平：“公众终将觉醒，”“希望共产党政府放弃和结束专制。”他同时“希望国际社会在与专制国家交往时保持警惕，…别依赖和被其经济绑架！”
他不确定给奥巴马总统写信是否会招致报复，是否会给他带来更多指控。“但我已不再害怕了，”他写道。“随着关押时间越久、看到的黑暗越多，随着他们从我手中抢走关于祖母苦等我到中秋节后两天去世的家信，我内心剩下的一丁点恐惧该死亡了。”
他“真心祝福美国更加强大，希望其未来的执政者们依旧对专制国家立场明确和强硬。”他相信，“现存于人类世界的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这两种意识形态，自由终将获胜。”
信至结尾，他的心振奋了起来，似乎要飞出牢笼和高墙。“突然，我思念起了故乡，还有家中的父亲。”“我对光明的向往与追求，对自由执着的信念从未如此的强烈。”“我提请人们建立一个世界自由日吧，”他写道。
我不忍心告诉他：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人权日、民主日，反酷刑日，再添一个自由日不会改变什么。美中人权对话年年举行，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下星期五，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以21响礼炮迎接习近平。就算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中国人权耸耸肩膀，对过去两个月对维权律师、对人权捍卫者大规模的抓捕、对他们的家人可耻的胁迫为所不动，这是一个刚刚袭击了美国政府的网络、盗走了联邦工作人员私人信息的国家的元首。这是恐怖袭击。我也是美国人，我想知道：美国政府这是怎么了？
这还不算，据说习近平访问白宫那天，白宫要关闭对面的拉菲耶广场，将抗议人群排斥到更远的地方。据说拉菲耶广场从未向抗议者关闭过；它是自由表达的象征，它是人民的。白宫这是在执行中国政府的指令吗？奥巴马怎么了？
唐荆陵
现在来谈谈唐荆陵。2014年中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今年夏天他已经被审判，但至今还未宣判。
他今年44岁，但看上去很年轻，似乎还保留着“从江汉平原的普通农家走出的、稍嫌孤傲又略带羞怯的少年”的影子。以前他常来推特，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来源于他的一条推文。“法律在土共心目中曾经活过？”他问道。“96年底我决定投身社会工作考律师，考试通过后我第一次去汕头龙湖法院听庭审，……当时一个被控强奸的青年痛苦地陈述他在被关押期间因为刑讯逼供连睾丸都被警察打破了，法官连忙制止他发言。我就是这么踏上法律工作旅程的。”
那时候我刚来推特不久，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作者，我想象着一个刚刚获得执照、决心献身公义的年轻律师的激动以及他那天坐在法庭后排旁听时心中奔腾过的情感和思想，对他的故事产生了兴趣。我想找个时间采访他，并开始着手准备。我的电脑里甚至有一个唐荆陵文件夹，收藏着我从网上找到的他的文章。
可是我变得越来越忙，总在应付更急的事情，总感到他没有危险，可以再等等。我最终没能采访他。
根据他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他是最早在中国的网络上通过BBS、电子邮件、独立网站、网络社区、乃至微博等平台进行民主启蒙、与专制体制的审查与围剿周旋作战的一批活跃分子之一。他认为互联网的到来以及自由主义者不懈的言论表达“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打破了独裁喉舌独占舆论的生态，为下一步的民主化转型创造了机会。”
2003年孙志刚案中，网友发起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公民联署，他受邀担任法律顾问。2004年他和高智晟律师为因领导罢工而被逮捕的两名鞋厂工人共同担任辩护律师。他们同为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2005年他在太石村罢免村官的案件中担任村民的律师，很快他便被剥夺了律师执业资格。他短暂的律师生涯就这样终结了。
但那才是他长期抗争的开始。1989年的血腥镇压，1990年代对反对者组党运动的严酷刑罚使很多人对政治反对的路径和战略深感绝望，但是唐荆陵却认为，“中国民主化的战略不仅必须、而且是可能的。”他在甘地的“公民不合作”概念中找到了灵感。2006年他发起了“赎回选票行动”：2006年至200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县、乡级换届选举，涉及9亿城乡选民。这个行动鼓励和动员中国公民公开声明他们将不登记为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不去领取选票，也不通过任何方式参与本次换届选举的投票。
中国现政权下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公民也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投票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样的行动提醒他们：不要不声不响地放弃你的权利；你要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对无法行使这个民主权利而提出抗议。
2007年春天，他发起了“六四静思节”，试图以此激活八九年所遗留的自由火种。2008年他和朋友一道发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动”，就是每年在4月29日这一天探访位于苏州的林昭墓。林昭是北京大学一名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的这一天被枪决。在今天的中国，林昭的名字是反抗专制的标志。
林昭日行动至今已经持续了七年，成了许多反对者每年的“朝圣”之旅，以至于中国当局在那座郁郁葱葱的山中坟墓上装上了摄像监控，每年这一天，上山的路上布满了黑衣警察。
他“惊喜地”发现了吉恩夏普非暴力抗争技术手册。他和朋友们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现在游人繁多的广州白云山。“将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带入日常生活。”毫无意外地，他们遭到了传唤和威胁。2009年以来，他发起了涉及劳工权益的“我的583行动”、“废除户籍隔离行动”、以及普惠制基本养老金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涉及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利益。
他是2008年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三百个中国人之一。他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的全国大抓捕中被逮捕。从2月至8月，他经受了刑讯逼供。当局还把他的家变成了监狱，将他的妻子囚禁其中。2013年，这样的大抓捕再次降临，而且仍然在进行当中，他再次遭到网罗。
在看守所，他和贪污受贿、黑社会、走私、伤害、赌博、诈骗、杀人、强奸犯关在一起，“20多人关押在仅20多平方米的密闭仓室内，只有一个厕所，一个冷水水龙头。…在这里，看见阳光、云朵、月亮、星星、乃至一株绿草都是奢侈的享受。这种摧残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日子如同被扔在火窋，又如同被人踩在脚下。”
严格地说，他和他的朋友做的工作都微不足道，对中国带来的改变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他非常清楚。“我自己对所做的一切的评价，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锹土，精卫填海投下了第一颗石子。”但是他的罪名却足够大——他是个煽颠犯。
相比之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两位自由战士的生涯都太奢侈了。作为律师，他们可以正常执业。作为政治家，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组织。作为活跃人士，他们可以上街抗议示威。作为受审判的“犯人”，他们还可以在法庭慷慨辩护。我看到一张曼德拉在监狱开阔的院子中做木工活的照片时，感到曼德拉的压迫者太仁慈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外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反对运动不以为然。他们头一扬说，“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但是除了他们，中国没有像样的替换者。”在他们的口中，中国的反对者无能、无用，不值一提；他们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解读中隐藏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认从和接受。
郭飞雄
今年49岁的郭飞雄是198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活跃的产物，他的反对基因直接来自1986年（在上海读哲学专业的他是直接参与者）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老师）。他把九十年代那一代人对和平反对的形式探索比喻为“神农尝百草”，在2003-2005年诞生并且成型的维权运动中，他看到了中国政治反对“具有高度原创性、深扎本土、不可磨灭的扩展道路。”
在具有开创意义的太石村事件中，他是大脑，是中枢神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维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们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法律区间内，公开、合程序的活动，捍卫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我们所推动的蔡卓华印刷圣经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等个案维权和政治实验，通过互联网这一加速器、放大器发酵和传播，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立体介入。”
他的牢狱生涯和他领导的维权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从2005年4月至今，他先后4次被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五年。从他2011年9月出狱到2013年8月再次被逮捕，他只享受了刚刚两年的、政府监视下的“自由”。
因为在审讯中沉默和不妥协，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对我实施电刑时，行刑者一边对我的头、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电击，一边恶声暴骂：‘给你缓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让共产党出丑，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共产党狠！’他们几近疯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强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跟共产党对抗是错误的，自愿放弃推动民主，以此获取缓刑，而后接受安排重回大学教书。”“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曾长达四十二天被手脚穿插钉镣在床板上，曾遭受无数次辱骂、殴打、拔头发折磨。在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中，行刑者将高压电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电刑。”最后，他承认了“非法经营”罪，免去了下部被烧成黑糊的后果。
《纽约时报》前主编Bill Keller 在曼德拉讣告中这样描述曼德拉庭审的第一天：“他穿着科萨人传统的豹皮斗篷进入法庭，意在显示他是一个踏入白人辖区的非洲人。曼德拉的传奇从此得以一步成形。”我虽然不知道科萨人的豹皮斗篷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能想象身形高挑的曼德拉走入法庭时的尊严、迷人、甚至性感。
但是郭飞雄写道，“在2007年，我们想坦坦荡荡、自然而然地为推进民主而坐牢，都异常艰难。”事实上，与剥夺他们的自由相比，中共用更加凶恶的方式剥夺政治犯的尊严。
他这一次入狱，仅仅是因为促进中国政府确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在2013年初《南方周末》事件期间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他们仍然对他施用了酷刑。从2013年8月8日被秘密逮捕，郭飞雄已经被关了776天而不允许放风。另一位同样因2013年初声援《南方周末》的广州活跃人士刘远东至今天为止则已经924天没有放风。他们在用这样的手段慢慢地将持政治异见的公民杀死。
对中国的政治犯来说，在中共的酷刑下守住人的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郭飞雄所经受的一切使他对人性有了更多的宽容和体谅。“真正应当鄙视的是极权主义的下作败坏、返古兽性，”他写道。“他们不是像古义所要求的那样尊重对手的人格尊严，让对手有尊严的去坐牢，有尊严的去死亡；而是专门以侮辱践踏对手的人格尊严为能事。”
郭飞雄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向历史见证：我们没有向极权政治的兽性屈服，没有放弃人类的尊严，没有放弃坚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洁。…我们给予极权主义首要的、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惩罚，就是依据人道和正义的基本规则，判明其反人道、非正义的本质，从道德上彻底抛弃之。”
无独有偶，他也把自己的努力比作“推石的西西弗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逐日的夸父，或移山的愚公。”
他2014年11月29日审判日发布出来的法庭陈述这样结尾：“我们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能有机会参与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难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能在其间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幸运。”
我完全无法想象他在监狱是如何写下这样的话的。
“中国为什么没有曼德拉？”2013年12月曼德拉去世的时候，我问80年代曾经以《论言论自由》的小册子影响过无数学子的胡平先生。他说，“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专横强暴的政权还不算是极端的专横强暴。”
我也注意到，在对曼德拉的评论中，许多中国推友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成就曼德拉的伟大，”刘晓原律师写道，“除了他的信念、毅力，更重要的还有专制者没有突破底线——曼德拉几乎没有被打过，这就是底线。想想看，他坐牢二十多年，还能健康地走出来，而且没有屈辱地认罪，这对那些独裁体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换言之，共产党政权太凶残，太卑劣，在中国，任何曼德拉在成为曼德拉之前都会先遭到毁灭。
曼德拉葬礼那一天，我少有地打开了一次电视。奥巴马总统在讲话：“有太多的领导人号称支持曼德拉为自由的斗争但是却不容忍自己人民的异议。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我们必须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却站在一边旁观，沾沾自喜，或者玩世不恭。”突然间，我觉得我们总统简直就是个演员，在不需要勇气和领导力的地方说着最漂亮的话。我跳起身，把电视关了。
当然，关于曼德拉葬礼，我还记得的一个事是，站在奥巴马总统旁边、比划得天花乱坠的手语翻译，原来是一个根本不懂手语的骗子。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9/%E6%9B%B9%E9%9B%85%E5%AD%A6%EF%BC%9A%E8%87%B4%E5%A5%A5%E5%B7%B4%E9%A9%AC%EF%BC%9A%E4%B8%AD%E5%9B%BD%E4%B8%BA%E4%BD%95%E6%B2%A1%E6%9C%89%E6%9B%BC%E5%BE%B7%E6%8B%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