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本月早些时候，你曾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体现了“习近平反复强调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这在习近平上台的头三年里是如何表现的？与习近平之前的时代有什么不同？
答：无论习近平的“中国梦”辞藻怎样华丽，中国领导层其实对民族主义运动非常担心，怕这种运动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也怕运动给中国的外交政策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自从三年前习近平上台以来，草根行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了。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为纪念抗战胜利法定了三个新节日，还搞了一次壮观的阅兵，以充分 展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但公众对纪念活动的参与却一直受到严格控制。就连在百度贴吧检索“九·一八”，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9月18日是纪念日本1931年入侵东北三省的日子。
问：一些分析人士将习近平与毛泽东作比较，说他们在试图利用草根民族主义上有相似之处。你怎么看？
答：自毛泽东以来的所有领导人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草根民族主义，正如我在《强大的爱国者》一书中所写的。在毛泽东时代，经常有反对美国和苏联的 大型游行。就连重新让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邓小平，也曾用学生的抗议活动，来警告日本领导人缓和其行为。在江泽民时代，美国飞机1999年意外轰炸了中国驻贝 尔格莱德大使馆之后，曾爆发大规模的反北约及反美示威。胡锦涛在台上时，爆发过两轮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一轮在2012年，针对的是日本购买东海中的三个 岛屿；另一轮在2005年，针对的是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至于习近平，把他与毛泽东相比，主要针对的是他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为自己打造出“习大大”这一魅力形象的努力。但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习近平 并没有呼吁群众站起来，对外国列强挥动集体的拳头。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对世界展现的是强硬但温和的面孔，依靠中国的物质力量来坚持和捍卫中国的利益，没有 受互联网上极端声音的影响。但是，这种自我抑制也许不可持续。由于中国媒体最近对中国领土主张的关注，一次致命的碰撞或挑衅事件，特别是与美国或日本有关 的，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让中国政府难以控制的公众反应。
问：在你的文章中，你描述了中国的党天下与草根示威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街头抗议活动如何为官员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把信号发送给国内外的不同受众。同时，这些抗议活动也给领导人带来风险。在习近平时代，你看到过这种相互作用吗？
答：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领导人对草根抗议活动有选择地容忍，为了加强强硬的外交立场，允许一些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发生，为了对外界表现出灵活性、 让其放心，也抑制这类抗议活动。但是，这种政府台后导演的抗议活动往往被人怀疑是木偶戏，而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因此，中国官员在管理民间民族主义上，面 临一种困难境地。要让“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外界观察者眼里可信的话，人民就必须拥有在网上和街头表达他们意见的自由。
习近平2012年上台前不久发生的反日抗议，凸显了试图在台后导演民族主义示威所带来的国内及外交风险。在中国200多个城市爆发的示威展示了这种 危险：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改变方向，比如在南方城市深圳发生的那样，人们开始在政府总部外边聚集。但是，这些与政府导向的偏离，在外国怀疑论者眼里 表明了一个证据，那就是，国家支持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为国内的不满情绪提供一个方便的出气口而已。
习近平继承了中国在东海与日本的对峙。防止事态意外升级为战争，以及加倍打击可能让公众产生不满情绪的源头，解释了为什么想成为民间积极分子的人已被告知，目前“不便”组织活动。
问：习近平将会是自1949年来的第四位受白宫正式邀请，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这对中国的草根民族主义起到什么作用呢？
答：不管峰会能否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习近平此次访美都可能在其国内得到正面的描绘。中国对国际尊重的渴望在赋予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叙事中 占据中心位置。习近平一直特别强调要达成“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中美的地位会变得更平等。除非在礼仪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疏忽或错失，习近平的国 事访问和在联合国的演讲会明确提醒人们，中国是国际社会重要且强大的成员。
习近平这次访美的外交利益远大于其国内利益。目前，美国商界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经济政策，共和党候选人也一直批评奥巴马对中国太过软弱，习近平访美行程的积极成果会表明中国仍然致力于国际合作，并驱散当下越发激烈的互相批评的声音。
问：习近平的阅兵式试图利用中国抗击日本的自豪感。现在中国这种情绪有多广泛呢？
答：在中国内地，针对日本的负面态度很普遍。皮尤(Pew)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信任日本的中国人不到10%——而日本人也不信任中国。没有亲身经 历过中日战争的中国年轻人，对日本也有强烈的反感，很多观察人士对此感到惊讶。学校里的国家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也倾向于把批评日本变为是正确的政治立 场，所以我们很难知道这种负面态度，在中国人心中有多根深蒂固。
分析民族主义抗议的地理分布，是看待中国民族主义的内部差异的另一个方法。在最近一份与万家瑞(Jeremy Wallace)合作开展的研究里，我们发现在2012年的反日示威浪潮初期，有较多大学生和外来工人的城市，更有可能发生反日抗议活动。
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尝试转变日本军队的角色，预期在中国基层会发生什么呢？
答：随着安保法案的通过，日本可在海外使用武力，以及在遭遇攻击时援助美国部队。法案得到通过之时，安倍首相也成功绕开了一个更难也更具象征意义的 障碍，那就是修改日本宪法。中国官方应该不会鼓励或容忍基层做出强烈反应，有两个原因：其一，日本扩大自身角色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其二，中日两国因东海 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关系，虽然仍不友好但已趋于缓和，而且中方承认安倍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下台。鉴于中国十分重视经营中美关系，中国对日本扩大军队的角色，以 及安倍首相对于日本战时历史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除了口头谴责之外，应该就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了。
问：我们至今都没有在中国街头看到，有关南海争议的值得关注的抗议活动，即使在去年一个特别紧张的时期，中国工人在越南被抗议者杀害，也没有出现抗议活动。这是为什么？
答：压制关于南海争端的街头抗议与中国更广泛的策略一致，那就是扩大中国在区域内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同时尝试缓和区域内的强烈反弹。在南海，中国面 对越南和菲律宾，毫不犹豫地推动现实中的优势，因此中国在南海争议上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比针对日本或美国的情绪更 轻，所以中国民间激进活动的“供应”相对较少，也较容易被中国政府压制。的确，是中国对争议岛礁越来越强的控制，引发了越南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 尽管越南暴乱导致数名中国工人丧生，但中国避免了报复性的抗议活动，并向公众展示了越南方面打击所谓的闹事者的努力。
问：越南与中国之间有着动荡的历史，但越南共产党却时常研究中国的治理模式，你的研究有多大程度能适用于越南？
答：中国不是唯一一个会在外交关系中利用民众情绪的国家。越南政府也容许民间出现抗议活动，藉此向北京表达越南人的愤怒和决心。在关于东南亚的民族 主义抗议活动及领土争端的一篇新论文中，我和约翰·西奥西阿利(John Ciorciari)注意到，在2007年、2011年和2014年，越南政府暂时容忍了反华抗议活动，但是在2009年、2012年和2013年，政府 却压制了抗议活动。这个模式可以如此解释：越南希望努力对抗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政府却害怕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寻求在两者间取得平衡。“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风险在去年成真，当时原本和平的反华抗议活动，升级为针对外国工厂的暴乱，其中受影响的许多工厂甚至不是中国工厂。
威权体制的领袖想要对抗来自外国的压力时，往往会把目光放在街头民众的情绪上。对中国、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威权领袖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那些 说法显得可信。即使是在民族主义抗议活动失控时，由于抗议的动机很复杂，如工资过低或工作环境恶劣等，外国仍然可以指责，抗议者并不是真正关心国际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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