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ylar
上篇
混圈子、精英依赖、脑残粉、地图炮、人云亦云……很多看似平常的社会现象有可能并不简单，如果它们综合存在、覆盖面足够大成为常态，将不得不将其纳入社会人格特质中加以考虑。
政治体制环境对社会人格的塑造是众所周知的，但社会人格定型后又在反过来加固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双向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为极权续命的力量有可能不只限于海外的绥靖，还有本国民众的人格弊端。
“反民主人格”并不明显，无法从公开舆论中捕捉到确切态度，这类人格中很多是公开标明为反极权立场的、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持批评否定，但他们却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派，需要仔细鉴别。这类社会人格特质不一定就是民主实现的绝对性阻力，但其会不断侵蚀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不利于民主事业的发展。
理论上称其为“威权主义人格”（又称为“权力主义人格”或“权威性人格”），这个概念是二战结束前后，一群心理学教授通过对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人格根源的研究总结出来的。研究者认为，“对法西斯的宣传表现出极其敏感的那些人彼此之间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所体现出的众多特征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症状’，”可称之为法西斯综合症。具有这些特征的人，不一定是公开的法西斯分子，或者也并不认同那些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观点，但他们是潜在的“法西斯宣传易感人群”，一旦客观情境变化到适宜的程度，他们将最可能转为倾向于支持法西斯主义，包括付诸行动。将其视作潜伏期的病毒也不算夸张。
「权威性人格」具备潜在的反民主且法西斯倾向：一方面对于权威保持着绝对的服从和崇敬，另方面又从这种权威崇拜中建立起自己的优越感。请注意，这里面的权威不一定是公认的，也有可能是自定义的“崇拜”对象，只要盲目崇拜的意识（精英需求）存在，崇拜对象没有特别的身份标准。
研究发现，反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很高的相关性；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与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相关性，“自由-保守倾向”光谱上，左端与非民族中心主义或反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右端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这就是著名的“法西斯倾向量表”（又称F量表），用来测量根深蒂固的符合威权主义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人格既有倾向。量表中的条目包括：对父母的服从、对老人的尊重、对弱者的轻视等等，几乎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正如本网在《如何让问卷调查更靠谱》一文中的分析，这样的问卷设计能更为清晰地体现出设计者的预期。
F量表针对九个特质进行测量，现结合中国社会情境逐一分析：
1、保守主义（墨守成规）：对传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遵从。这个变量假定固执于传统价值观的人，往往也是最具偏见的人。早期研究发现，传统价值观与偏见呈并不显著的正相关，理由在于：如果对传统价值的坚持来自良心的认同，那么与法西斯潜力没什么关系；如果是由外部压力所致，那么就符合法西斯人格的特征。因此，该变量不能孤立地预示权威性人格，需要与具体状况相结合看待。
统治者经常利用大众传媒宣扬一些传统道德观念，比如儒家理论，讲究忠孝仁爱等等，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将民间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说成是“人欲”，严重压制了抗争意识。统治者为自身利益为所欲为，但同时又通过树立宣传“模范形象”要求老百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大义灭亲”，就算牺牲自己和亲人也要遵守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仁义道德。最常见的是对孝道的宣传，弘扬母爱伟大等等，7月份发生在湖北荆州市某百货商场的电梯杀人事件，官方媒体宣传的落脚点放在被害人在最后一刻将自己的孩子推出危险地带，有意放大这一细节，此后的舆论中，对“母爱”的感慨占据了可观比重，明显被误导了。
前日，据陆媒报道，日本政府附属机构近期针对高中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4个国家中，“中国学生最孝顺，而日本学生排名最后”。在被问及“父母年迈后是否愿意努力照顾”时，日本学生仅有37.9%表示“愿意”，而中国学生有87.7%强烈表达了照顾父母的决心……假设这一调查的结论是大致准确的，如果中国学生的回复是基于对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担忧，尚且问题不大，如果是出自教学灌输的孝道理论，这一数据将意味着可怕的社会人格。
2、权威性屈从：对团体内权威采取被动信赖和拒绝批评的态度。这里的团体可大可小，圈子、政治派系都是一种团体，如果个体的独立判断力过差，需要某种“队形意识”来保持“政治正确”，这时候周边就不只是影响源了，已经成为参照物，我们常见到的“脑残粉”、盲目的精英崇拜，都属于权威性屈从。
中国的教育模式在塑造“崇拜最安全”的意识，只要模仿就能保证正确，削弱了个体的独立能力，社会氛围也在强调精英的主导作用，所谓“成功人士说什么都是对的”。经常见到标榜为自由派的个人或集体主张“精英就是正确性”，其实这句话本身透露出的是一种甘愿被引导、被规划的奴性，令其“自由派”的标签颇具讽刺意味。
3、权威性增加：对团体内不服从于传统和权威的人实施排挤压制等惩罚。即由于无法攻击自身所处的团体，无法批判、反叛所面对的权威，而把这种内在需求转向针对外部团体。例如，对违背传统价值观或反精英的他人施加激烈的道德谴责、排斥，甚至付诸行动的惩罚。 这种状况在小圈子内很明显，圈子边缘人士需要积极靠拢中心才不至于被排斥，提出异议观点的人会遭受质疑否定，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潜规则）继而进入人们的经验，在深化焦虑的同时更多的反应是积极实施的冲动——去排挤他人。圈子模式团体的凝聚力就是以对内无原则认同、对外积极区分两种形式来体现的。
4、缺乏自省：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观察不清，拒绝主观的、想象力丰富的和弹性灵活的思考方式。这种特征标示着虚弱的自我，极端的反内省个体害怕自己真正的感觉，不希望被注视，害怕被看清内心活动，并且试图将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从而回避自己。 网络上经常见到的秀、晒、装等“面具生活”就是一种轻微的弱自我现象，中国的社交网络环境恰恰是在为强化这种现象提供氛围。
此外还有思考模式陈旧老化的问题，具有自省能力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在中国大多显示为“弱势批判性思考”，仅以捍卫自己、团体和精英的正确而反驳，缺乏共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5、迷信或刻板印象：僵化刻板的思考方式，认为某些外部条件具有绝对性力量。这种特征也是理智水平过低或自我虚弱的表现。迷信，倾向于把个体自身的责任转移到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上去，以此获得不抗争的心安理得。而刻板化印象则是求助于过分简单的解释，排斥真正正确的思想。例如把属于某些外团体的个体看作是相似的，并用贴标签的方法加以解读，类似地图炮、代际论、阶层论等等常见的划分方法；再如当下最为普及的占星术（星座理论），甚至将股灾、就业危机等经济形式恶化的外显现象归因于水星逆行（水逆）……
6、二分法逻辑偏见：判断事物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过于强调自身的社会化借此加强对权威的认同。倾向于将事物划分为支配-顺从、强硬-懦弱、领导-被领导等维度，认同权威人物，过分强调自我的习俗化属性；夸大“力量”和“顽强”的作用。 极权治下的媒体和文艺机构也在不断渲染类似“精神”，鼓励忍辱负重，削弱抗争和挑战的意识；民间的自嘲，自称“屌丝”、自我矮化，以此衬托“精英”的价值；有鲜明的角色意识，比如大陆媒体人，拒绝将新闻管制归责于极权属性……
7、破坏性和犬儒：借轻蔑他人而合理化自我的偏见及攻击性，敌意的泛化。这种特征是外在压力限制下的隐藏又强烈的攻击性冲动。一般成人对自己行为和思想的控制可使得这种冲动不能直接的表达出来，因此往往借由蔑视他人（甚至人类整体）而自我合理化。例如，声称“人人都如此，这是人类的本性”、“某个民族特性如是”等等，这样一来自身潜在的攻击性也因此看起来更合理些了。再具体些就如用“适者生存”来合理化种族排斥的攻击行为。
8、投射作用：将自己的无意识情绪投射在外在世界上，意指个体从外部世界看到自己身上受压抑的冲动。例如，受迫害妄想，声称他人对自己具有敌意，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切实的证据，于是有可能是自身具有攻击意图而借此来合理化。歧视、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往往是基于这种心理倾向，较典型的就是盛行了上千年的犹太人阴谋论。
9、性偏执：对性行为有特别的关注、夸大其词，认为应该透过惩罚来加以规范。这一项测试的是对那些异于自身习惯的性模式的态度，如果反应过激，也属于权威性的攻击（或投射），例如对同性恋、年龄差异过大的老少恋等非常规性爱模式所表现出的极端态度。
量表中并不外显地包含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涉及少数民族的陈述，可足够测量偏见、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倾向。 分析原则是：偏见不在于施加的对象如何，而在于持偏见者的心理倾向如何。仅单项的得分不能说明问题，至少必须注意到某一特征的平均得分，并与其他特征的得分结合起来分析。而且单凭量表测试结果也不能下确切结论，需要通过访谈，结合被试的生活经历、近期精神状况等因素，才可进行综合解释。
如上文所示，九个人格特质的综合表现得分够高，可视作具备权威型人格特质，表现为倾向支持高权威性主张、对马太效应易感、明显的依赖心理和表现欲。比如政治表达利益化，整合“主流”意见做为自身表达模式，以此赢取知名度和“政治正确”形象。
虽然F量表对政治心理学研究有很高的贡献，但也并非没有争议，随后在1992年，密西根大学的美国美国选举研究（ANES）将F量表修改为权威性人格的四項测量特质：「独立 v.s. 对长者无条件敬重」、「自立v.s. 服从」、「好奇心 v.s. 彬彬有礼」及「体贴（感悟能力） v.s. 听话（盲目模仿、易于接受暗示）」，是目前为止比较常用的权威性人格特质标准，相关測量权威性人格的量表研究都有指出：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团体属性对权威性人格的塑造有强大力量。
中国社会是父权的家长制，强调君臣父子、严格的阶层结构、伦理关系，个人的发展被依附在权利结构之内，难以独立，滋生权威性人格不足为奇。比如中国传统教育讲究以顺为孝，夸奖孩子说“乖”，也就是无条件顺从，以F量表中显示的特质就是：对长者（权威、高阶层人士）的服从、尊重，严格礼仪礼貌，都是权威性人格的标准表现。
信息时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强调服膺于商品逻辑、政治正确的队形，用貌似高雅的品味有意包装政权意识形态或那些经不起推敲验证的理论，创作者盲目追求神秘感，故意将简单的理论修饰出复杂的外观以形成迷惑，吸引了很多不明就里的崇拜，长期在这种知识结构中生长起来的人，人格发展和思考自由也被各种权威所制约，出现迷信权威的倾向不难理解。
权威性人格并非某个某几个个体所具备的特质，也不该这样理解，F（F-Scale）量表的测试是用来研究整个社会情境是如何造就和促成阻碍民主的群体人格倾向的。除了家庭、教育、社会团体等惯常渠道外，极端情境也有近似效用，比如恐暴事件及相关诉诸情感的媒体报道综合形成的社会焦虑，都容易促成权威性人格倾向——表现为赞同（呼吁）以限制公民权利的方法实现国家监控或严酷刑罚、对外界威胁的感知敏锐度提升、对政治强人形象的需求和认同度提升。
权威性人格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对权威的追随迷信，另一面是权威的施与，强烈排斥异己的态度，明显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环境造成的焦虑如高失业率、腐败等现象，都是容易促成权威性人格的因素，如表现为怀念毛时代、民国，甚至用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相对比、用追捧炒作自由派吐槽口水文的方式来对抗当局树立的文盲五毛周小平等人的现象，俄罗斯、玻利维亚等国家都出现过近似性质的社会状况。社会焦虑并非是激发抗争的主要因素，极权政府正在一边有意制造相关社会焦虑，一边标榜改良决心自我粉饰、反腐严打，以期利用民间虚无的依赖心理、社会人格的弊端来维系其统治的便利。
消解权威性人格的反民主倾向除了理性应对上述特殊社会情境、免于被其裹挟之外，应鼓励社会人积极优化思维模式和社交习惯，最基础的比如推广强势批判性思考方式，避免盲目认同，有助于自身的提升和团体共进。当下大陆舆论场不同阵营的口水战整体价值很低，议题常年反刍、观点重复缺乏进深意识，类似现象都为权威崇拜和粉丝依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Paul Graham提出的“反驳金字塔”（见下图）将网络舆论对抗分为七种类型，位于最底层的“辱骂”是最低端的反驳方法，就是舆论场上很常见的互骂“傻逼”；再上一层是“以人废言”，这一特征和辱骂有共通点，它们都与被批评的主张无关，而是集中火力攻击发言者本人（包括身份地位和角色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别是，辱骂只是骂人而已，而“以人废言”则企图指出基于对手的某些个人特质（身份、学历、个性等），而有理由质疑和不信任对手的主张。当然也需分情况论述，比如被统战公知的身份属性，不予以信任是正确的；再上一层是“批评语气”，同样是把炮火指向对手的论点之外的东西，不同于前两层，它针对的是对手表达论点时秉持的语气。众所周知，说话的语气如何和论点内容并无关系，批评语气可以算是一种完全失焦的反驳，在交锋价值上跟辱骂类似；再上一层是“驳斥”，反驳者对对方主张的理解往往是错的，因此即使附带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也无法构成有效的反驳；再上一层是“反驳原文”，是指在反驳时引用对方的文章，引用有助于确认目标，但有引用也并不代表攻击不会失焦，因为对引用段落的理解不一定正确，甚至在引用时有可能会不自觉的断章取义。就算没有搞错那些句子的文义，依然有可能做出没有价值的攻击，因为如果引用的段落在对手的整个论述里并不重要，那么对方就不需要在乎攻击是否正确了；最上面一层为“反驳主要论点”，在这一层里反驳者不见得要引用对手的句子，但至少必须针对对手的主要论点加以反驳，并提出理由支持。
反驳金字塔主张建设性回应，强调在反驳时把目标聚焦在对方的主要论点上，而不是语病上、用提出理由取代人身攻击、必要时引用对方的说法等等，如此来其所参与的讨论就更容易体现价值，自身的辩论能力也会有效提升。
此外，关于“强势批判性思考方式”的论述，本网在早前多篇文章中都有涉及，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认准一个原则：没有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包括自身，都需要勇于去反驳，有反驳才有提升。多考虑下：目前的观点是唯一的吗？还有哪些对立的观点？它们为什么存在？（就是持观点的背景原因。需要整体考虑，而不是基于指责的强行归因）同类观点中哪一个更有洞见，为什么？哪些还可以优化？支持观点的证据全面吗，缺了什么？为自洽而实施的收敛是否每一次都很有必要？个人经验是否正在误导思路？显示为错误的观点是否仅属于论证的不合理？……批判性思考方式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因为人们最不擅长的就是否定自己，在中国式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人最缺乏这种思考方式，有意培养它进入习惯，将利于社会人格向民主政治所适宜的环境靠拢。
通过上篇的分析可见，有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思考方式和认知习惯往往并不是其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在极权生态环境下，主张提高对阻碍民主制度发展的“权威性社会人格”的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逐渐优化社会人格有助于促进健康民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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