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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片后的照片。 |
被德国修片师修没了的鼻涕
文/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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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图。见200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杀劫》一书。 |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北京烧到拉萨。时为中共军队的一名中层军官，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寺院和西藏佛教文化遭破坏，贵族、商人、高阶僧侣、原西藏政府官员遭批斗，底层藏人及各阶层年轻藏人被洗脑，中共军队在西藏实行铁腕统治等事实。这些照片约三百张，我依凭照片在拉萨等地采访、写作六年，2006年在台湾出版图文书《杀劫》，将西藏文革的图像史料公诸于世。后来，又从中选出24张照片，2012年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一并参加柏林国际文学节上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这张拍摄于1966年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罪名是“组织叛乱、里通外国和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他从1950年代就与占领西藏的中共合作，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虚职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作为“爱国上层人士”，1959年所谓“平叛”期间的那些由新政权公布的包括镇压“叛乱分子”的通告上都有他的签名。
18世纪初，桑颇·才旺仁增的家族因诞生第七世达赖喇嘛而变得显赫，归为西藏贵族等级中最尊贵的尧西家族。他本人15岁就步入仕途，担任过西藏政府的一系列官职。但从这张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上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很华丽，却因不合时宜，实则倍受羞辱。彼时，他62岁，已过早用上拄棍，显得十分衰老。而他的背上还压着两根木棍，据说是用来夹手和脚的刑具。令人触目的是，照片上，桑颇·才旺仁增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
我从小就见过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对这张照片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我后来依据这些照片，在散文中对西藏文革场景用反讽的语气写道：
“翻身农奴脱下藏装，换上绿衣，变成虽不戴领章、帽徽却佩一红色袖章的武装军人。他们头顶烈日，脸膛彤红，盘腿坐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人民广场上，当几位手举红宝书的革命歌手反复地以一种掏心挖肺的姿势抒罢豪情，便齐声呐喊，把攥紧的拳头愤怒地砸向在台上示众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被反缚了双手，戴高帽，挂牌子，尤其是那些过去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三大领主，个个小丑似的，穿着重重叠叠的从前的绫罗绸缎，拖着一辆堆满了盆盆罐罐等罪证的木板车，耷拉着脑袋，满脸羞愧难当。好几个人给吓得涕泗横流，那浑浊的鼻涕像一根细细的线，忽忽悠悠地，一直垂到了地面，有人呜呜地哭出了声。”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的划痕给修没了。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看不出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的那位心地善良的修片师，年轻且未曾体验革命风暴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一个人会如此不顾个人尊严。而他好意修片或最后润色的结果，反而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逊色不少，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效果不佳，会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生命的悲剧感被冲淡。我们必须敏锐地、敏感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当时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保存住人生中每一道充满耻感的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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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200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杀劫》一书。 |
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父亲还拍摄了两张照片，是桑颇·才旺仁增与他的妻子被示众批斗。同样出于羞辱的目的，桑颇夫人的身上挂满了金银珠宝，双手捧着堆满了宗教法器的托盘，背上压着一种衡量粮食的传统容器。她被压得几乎快要伏地，呆呆看着地面的眼神充满绝望。1973年，桑颇·才旺仁增郁郁而死。不久夫人也去世。而他的长子曾是1951年去北京签定《十七条协议》的五名西藏政府成员之一，后在中共的监狱里关押近二十年。他的幼子因欲逃亡印度被捕，被控“叛国分子”于1970年遭处决，尚不足二十岁。桑颇·才旺仁增这位合作者可谓家破人亡。
2015年6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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