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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2 May 2013

北京毛派出擊，回到造神時代！

中共十八大後的政局逐漸明朗。最近的政治景觀，突顯政治生態「左轉」。所謂左轉，是相對胡溫新政時期（2003-2013）而言。

「左轉」的一大標誌，是新總書記反覆強調毛澤東（1893-1976）的歷史地位，與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可分割，肯定並重新學習毛澤東模式（學習雷鋒、軍官下連隊當兵等）。極左派和極端毛澤東派（極毛派）則「乘此東（習）風」，重塑毛的「高大形象」，實際是宣揚毛無過錯論，回到個人崇拜的造神時代，迴避左禍甚至為文革辯護。

極左派和極毛派對深改派官員、自由派學者的出擊，除了關乎毛的「評價」，還涉及兩個方面。一是關於政治理念和社會價值觀，他們着力抨擊自由化、特別是普世價值；二是關於蘇聯東歐解體的原因。出擊的「針對性」之一，是溫家寶在總理任內的封建殘餘說和文革遺毒論。

極左派泛指八九學潮之後的老左派，不少是宣傳官，他們支持某權要的「七一講話」（1991），強調敵對勢力論和「穩定壓倒一切」，批判自由化，強化專政職能。較早前，他們圍攻改革家溫家寶的普世價值論和獨立思考說；近來的出擊，則針對自由派學者的毛過錯說。

涉毛過錯說有兩段雷語

極毛派是山寨式的新左派，以2007年以來支持薄熙來「誦語錄唱紅歌」的重慶模式者為主。他們抨擊文革浩劫論、文革遺毒論，煽動毛式的個人崇拜，其「輿論陣地」是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等網站。薄案揭發（2012年3月）後，網站被查封，他們利用微博和小型演講會，鼓吹替薄翻案，繼續「批溫」。

極左派最近的發難，以本月中旬評論「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以下稱「評論」）為「標誌」；它強調，新總書記評價了毛的「偉大功績」，「具有重大意義」。

極毛派在5月的活動，如烏有之鄉的「支持習主席」演講會、南下長沙「趕茅」行動（驅趕原定在長沙演講的茅于軾，他一直批毛過錯），則是山寨式的出擊。

近日北京、武漢等地網民留言被轉帖最多的，是他們稱為「最雷人」的兩段話：

一是「評論」的「雷語」：「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

「不能在毛澤東時代自己曾經餓過幾天肚子，就把……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二是「烏有之鄉精神領袖」張某的「雷語」：「即使大躍進餓死二千萬人，文革鬥死二百萬人，我還是要喊毛主席萬歲！」

1958-1962年，大量居民（大都是農村居民）餓死，且發生吃人吃屍悲劇，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三千萬人餓死的數據，並非「敵對勢力」刻意編造出來的，而是中共老黨員幹部和學者，根據解密檔案、官方人口統計數字的估算。

餓死三千萬是歷史事實

中共黨史專家、曾任社科院院長和政協副主席（此職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的胡繩（1918-2000），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指出，1960年「農村人口死亡增加」，「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河南信陽地區……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頁381）。胡氏只寫一年的數據。

在胡氏之前，研究人口的蔣正華教授（後曾任人大副委員長），於1986年以動態參數估算模型，算出1959-1961年（大飢餓高峰期）餓死者一千七百萬。

在胡氏之後，國務院原統計局局長李成瑞（退休後被稱為「毛派」）在1997年的估算，1959-1961年餓死者二千二百萬。

李之後，學者對1958-1962年的餓死者估算，都是三千萬或以上。

大飢餓期間，毛澤東並非如極毛派的「神話」：「三年不知肉滋味」。據警衛、廚師、服務員的回憶而寫成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有此記載（1961年2月26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製作的一套菜譜。……是毛澤東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這些異國風味的魚蝦：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烤（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波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考慮到毛澤東喜歡紅燒肉，特別為其安排了小乳豬，這樣就能做到肥瘦適中，面面兼顧」。

毛與民眾的巨大「落差」，令人想到《孟子．梁惠王》言：「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抹不掉記憶應反思左禍

歷史是抹不掉的「存在」，鄧小平（1904-1997）說的「左的二十年」，許多官員和學者議論的大飢餓，都是大家記憶中的「存在」。以「維護領袖權威」或「反自由化」為名，要抹去大家記憶中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英國學者哈多克（B.A.Haddock）的《歷史思想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ought），論及馬克思時說：「革命失敗本身是一個教育過程，它有助於清除滲透在人們過去的政治行為中的神話和幻想」。

毛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984年解體）失敗了，失敗提供了「汲取歷史教訓」的思考空間，從家長制的個人崇拜、造神的亢奮中醒悟，是改革開放的催化劑之一。現在應以人為本深化改革，持續改善民生，實現民眾對自由、平等、法治、公義的期望，而不是回到神化個人、迴避左禍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