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人大就《基本法》附件一及二涉及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部份進行第二次釋法，一方面扼殺了零七零八年舉行雙普選的可能，同時為選舉產生辦法更張的法律程序增加兩道手續，令中共從形式上的批准與備案，銳變成掌握實際的啟動及決定權，剝奪本地推動政改的自主能力。其時為人大常委副秘書長的喬曉陽就此議決初試啼聲，強調推行政改必須求真務實，自此其針對政制發展的言論遂為港人所注意。
繼上年政改方案出爐，喬曉陽發表對普選定義的見解後，今年初對普選前景憂慮的學者終於提倡「佔領中環」抗爭運動，促使官方如期實施雙普選。日前中聯辦公布喬氏於會見親建制派議員的對談內容，旋即引發政壇震動。可惜多數論者除了埋首推敲發言中「愛國愛港」的定義，及不滿特首人選「不能對抗中央」而令泛民主派被拒諸門外，幾近完全捉錯用神。
之所以確立「不與中央對抗」為政改前題，喬氏言辭間的主要暗示 (Innuendo)，實關乎泛民政圈中流傳已久的「民主回歸論」。此項論述，建基於他們對中國民主發展的道義責任，及政權移交後政治現實的限制：一國兩制保留本港政制步向民主的可能，故可實踐民主為中共政權垂範，從而推動國家整體民主化；但香港民主發展必須兼顧中共內部體制改革，不能操之過急，方能達到潛移默化的良性效果。從每年六四集會綱領內的「建設民主中國」，關注大陸各地的維權人士及群眾運動，以至民主黨提出較為溫和的政改方案修訂，均反映此乃主流泛民派系素來的共願。斟酌損益，他們傾向不採取激烈抗爭行為，以不與中共直接對峙為上，務求透過柔性改革實現本地體制更迭。
可惜無論他們如何努力，甚至削足適履，在中共權力核心的眼中，他們都是英美勢力下的代理買辦，或盲與反抗中央權威的頑固份子。他們所恐懼的是一旦反對派在香港得勢成為執政黨，旋即以此為反動基地，企圖動搖國本，從根源顛覆中共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憲政。文中第五節開宗明義言及：
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世界上單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有的朋友說，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與西方國家的反對黨不同，後者能遵守一個遊戲規則，就是尊重國家憲制，而前者無視國家憲制，挑戰國家憲制。
毛澤東在中共正式取代國民政府前夕，曾撰寫建國方略《論人民民主專政》，闡釋其構思從舊有體制過渡至共產政體的「新民主主義」。其中一句至為關鍵，對中共政權日後的體制與管治哲學影響深遠：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
民主集中制對中共自有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首先是制度上的保障：表面上維護國家利益，實然乃黨國共同體下黨內領導階層的私利，其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之餘，權力亦因無條件地絕對集中而不受公民及憲法制約。更有甚者，即便由管治核心干犯大錯或決策失誤造成全國性災難，他們依舊可名正言順地集大權於一身。
綜觀往後的歷史發展，紙上文宣式的人民專政不過是後帝制專制政權的代名辭。宣稱某特定階級專政則演化成一黨專政，終結於個人獨裁。即使爾後鄧小平上臺，在改革開放之初曾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春夏之交一場慘烈的腥風血雨徹底粉碎政改的希望。自此以後的寒蟬效應，鮮見有大陸學者積極研究政治體制與普世價值接軌，以至日後歷屆統治階級亟言法治、反貪腐等制度改革，但如何奠定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公民社會的討論全然束之高樓閣，從來未見根本體制以至意識形態上有何實質變化，至今尚停滯於毛氏的陰霾之下。內部改革尚且不能發生，他們更不欲由外部力量引發的任何體制變化。
按此，無論是強調普選法源在《基本法》而非國際公約、必須以之作為訂立普選的框架，藉引用文章示意泛民主派放棄參選特首、作為交換取締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條件，抑或在特首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集體決定另行篩選，實際上是設立重重關卡，以防止香港「改朝換代」引火燒身，出現「西風壓倒東風」的境況。至於何故僅集中於行政長官選舉，祇因立法會內地區選舉結果早成均勢，大可放任為之；而特首之責涉及行政會議及司局長的任命，既操有生殺予奪之權，中共務必不惜一切掌控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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