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三角”调查一：嘉兴7万头死猪背后的秘密
时隔半月，“黄浦江漂猪事件”依旧是个待解之谜。
21世纪网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嘉兴大规模生猪死亡事件背后的故事颇多，是诸多因素累加的结果。
当地死猪地下产业链被捣毁，尚未完善的死猪处理体系，30年养猪史的沉疴积弊，环环相扣，终于引爆了黄浦江漂猪之旷世奇景。
真相背后，揭示的是中国养猪产业的种种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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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竹林村的养猪户们忽然发现，死猪不大好处理了。
一方面，村里的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大多猪满为患；另一方面，以前专门收购死猪的买家突然消失了。
“自从去年一个收死猪的团伙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收死猪了。”村民张利民告诉21世纪网。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了一宗涉及17名被告人的案件。
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
而这个非法屠宰场的处理死猪的能力十分惊人。
根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这个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8万头，销售金额达到了876万多元。
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凤桥镇、新丰镇等地的养猪户。 据了解，竹林村和其所在的新丰镇是嘉兴最大的养猪基地。
丰镇存栏生猪为25万头，饲养生猪45万头，竹林一个村就占到了14万头左右。一般生猪的正常死亡率在3%左右。”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21世纪网。
依此计算，仅新丰一个镇一年死猪就在1万头以上。那么，这些死猪都去了哪里呢？
“在没建设死猪无害化处理池之前，死猪按规定都是通过深埋的方式处理的。”黄军表示。
但一位当地人士则对21世纪网表示，“深埋太麻烦，一般养猪户都不会这么干，之前的死猪有相当部分都是卖给了那些专门收死猪的，然后再被送到非法屠宰场。”
在其看来，今年发现死猪的数量骤增，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地下产业”的消失。
“现在没有买家了，死猪没有了去处，随意丢弃现象自然增多，扔在河里是最方便的了。”
据其介绍，一些上规模的死猪商贩和非法屠宰场是有冷库的，“因为这件事，可能有些人直接把收购的死猪都扔了出来。”
而类似的死猪地下买卖，在行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21世纪网分别联系了山东和吉林的几位生猪养殖户，据他们介绍，在当地还没有类似浙江这样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处理方式，大多靠养殖户自觉处理。“小猪埋了或者扔了，超过50斤就能卖上钱了，十块到几十块不等。”
但他们同时也表示，这两年监管越来越严了，死猪交易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除了地下交易和随意抛猪，这些死猪本该有更好的去路。
2011年，农业部曾专门出台文件规定，如果生猪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给予80块钱的补贴。期意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是实际上，这一补贴政策并未落实到位。
根据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有自行处理能力的一般都是养猪大户，而集中处理都是政策部门在操作，散养殖户甚至不知有这部分补贴。
无地葬猪的困境
其实早在这一事件被曝光之前，“死猪漂浮”现象在浙江、上海等地区就一直存在。只不过数量较少并未引起媒体关注。
在当地村民看来，扔死猪下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要是谁家的猪舍里死了很多猪，谁还去收啊。”
因为当地河流密布，扔死猪入水并不容易被发现，而随着非法收购死猪行为的减少，养殖户很容易想到这种处理方法。
为了杜绝这个现象，嘉兴市政府很早之前就建立了一个死猪处理体系。第一，建立了很多的死猪堆放点，村民的处理死猪可以选择自扔和打电话上门收取两种方式。第二，村里有专人早中晚三次去各个堆放点收集死猪，然后统一运输到死猪无害化处理池进行处理。
但即便如此，村民仍然没有养成规范处理死猪的习惯。
据21世纪网了解，自2009年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化处理池，嘉兴市目前已建成573个无害化处理点。
“一个处理池一年的处理能力为40吨。” 黄军表示。
如果以每个死猪100斤计算，年处理死猪能力在800头左右，依此计算嘉兴市573个处理池年处理死猪的能力为45.84万头，远远超过嘉兴市22.02万头生猪正常死亡的数量（2012年嘉兴市生猪养殖数量734万头，正常死亡率为3%）。
但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据黄军介绍，这些处理池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出资建设，一种是养殖大户出资自建。“只有政府出资的处理池是对外开放的，养殖户自建的处理池一般规模较小且多为自用。”
就目前来看，养殖户自建的处理池占了大多数，以新丰镇为例，全镇现在共有处理池112个，其中养殖大户自建72个，政府出资建设40个。
按照政府出资和养殖户自建1:3这一比例来计算的话，实际上的死猪处理量仅为12万左右。
在嘉兴，养殖规模在100头以下的散户比例在80%以上，这就意味着，嘉兴市并没有足够的硬件设施来消化当地的死猪。
这样的矛盾在死猪地下产业链被打掉之后更加显现。当地不少无害化处理池早已“猪满为患”，竹林村的7个处理池仅有一个尚未饱和。
而除了消化本地的死猪，新丰镇还要承担临近地方养殖户死猪的压力。
“这些死猪并不完全是本镇上的，由于当地还有很多工厂，一些外镇的工人本身家里也养了些猪，顺便就把死猪也带了过来。”新丰镇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据嘉兴当地媒体报道，1月、2月仅竹林村的死猪数量就达1万8千头，而据嘉兴市政府表示，2013年嘉兴市死猪数量已达7万头。
这个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当地现有的处理能力，死猪一时陷入了无地可葬的困境。
“由于无害化处理池主要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一头小猪的处理周期在半年左右，大猪在一年左右。”黄军表示。此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处理周期太长，如果一旦遇到大规模生猪死亡现象，就会产生问题。
据黄军介绍，为了应对死猪无地可葬的难题，浙江嘉兴在这方面的投入仍在加大，“镇里每年都在增加处理池的数量，今年计划还要新建11个处理池。另外，今年还要投建一个湿化厂，通过工业化手段来解决死猪难题，这个项目投资在1700万左右，预计12月就能投产。”
死猪之谜
被捣毁的死猪地下产业链条以及死猪处理能力暂时短缺是造成黄浦江漂猪事件的直接诱因。但对于死猪的真正死因至今仍扑朔迷离，正常死、冻死论、猪瘟、“砷”论，死因仍是待解之谜。
在此前的媒体通报会上，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将死猪的主要原因总结为两点：1.嘉兴生猪总体养殖量大，规模小，密度高，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全程成活率相对管理水平高的养殖场低，正常死亡绝对量大。2.去冬今春气温较低，小猪抗冻力弱，易发病死亡，仔猪死亡率更高。
嘉兴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的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这一结论并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冻死是不太可能的，小猪下生超过10天，一般就不会冻死了。而从打捞上来的死猪看，很多都很大了。”上述山东的一位养殖户告诉21世纪网。
“如果说是正常死亡，比例也高了些，应该就是某些传染性疾病导致的，也不一定是猪瘟。这么大的养殖密度，一般的传染疾病也会造成猪的批量死亡。”
据其介绍，在养殖业有这么一种说法，地要长种，猪不能长养。“如果一个猪场连续养个10几年的猪，那么各种病毒累计起来，很容易形成抗药性和基因突变生成新型病毒，且很难治疗，即使消毒也不行。”
而新丰镇已经有30多年的养殖历史，超过7成的农户都在养猪，这方面的压力更大。
“尤其是这几年来，猪更加难养，一方面养猪的人多了起来，密度大了猪就很容易得病；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等综合因素，猪的病毒品种越来越多，一旦出现新病毒就很难医治。”
21世纪网在竹林村看到，沿街的商铺大多为饲料厂和兽医店，数量颇多。
针对媒体报道的“猪瘟”说，诸多采访对象坚持认为，死猪并非因为“猪瘟”，也没有“疫情”。当地政府人员则表示，猪瘟、蓝耳病、口蹄疫是三种强制接种的疫苗，因此猪瘟说并不成立。
而根据上海的检测结果，在一些死猪身上发现了猪圆环病毒。
21世纪网咨询了一位兽医人士，据其表示，只是在少量死猪身上发现了圆环病毒，而且这个病毒也不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猪的死亡情况，应该还有其他类的疾病。
而针对当地政府人员的说法，上述人士表示，由于现在猪的疾病很多，一个猪瘟就会有10几种，一般的疫苗只能防御几种，而且也存在疫苗没打好的情况。像当地这么大的生猪存栏数，仅靠10几个防御人员，压力很大。
“一支针管就那么点药，有时候以为打进去，实际上不知道打到那里去了。”有农户这样表示。
据了解，新丰镇目前有防御人员为17人，却要负责40多万生猪的接种疫苗、上耳环、检疫等诸多工作。
饲料有毒？
针对另外一种喂食“有机砷”的传闻，有养殖户对21世纪网介绍，“为使猪卖相好看，以前会有人喂食瘦肉精，但是砷一般比较少，因为吃多了会中毒。”
据了解，在国内的猪饲料中，本身是允许添加一定量的有机砷的，但国内厂家并不对砷含量进行标注，只能通过检测来确定是否超标。
20日，农业部刚刚通报了15家砷含量超标的饲料厂家，其中江浙沪地区5家，21世纪网在调查中并未发现由当地养殖户采用这几家公司的饲料。
不过在农业部2011年的通报名单中，嘉兴市的绿洲饲料营养技术有限公司曾因砷超标而上榜。21世纪网经过调查得知，新丰镇一家曾经代理过其饲料的经销商已经转作其他品牌的代理。
有观点认为，有机砷蓄积在猪的体内会部分分解为无机砷，而后者是剧毒物质，俗称砒霜，但这一说法尚未有定论。
除了“砷”论，生猪养殖环节的滥用抗生素现象，则危害更大。
据媒体报道，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三个年产肉猪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个中美研究团队对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三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上严重滥用。
据此，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养猪时长期滥用抗生素药物的直接后果是：猪体内的细菌发生基因突变后，进化出耐药性的细菌，那些带有耐药细菌的猪肉在烹饪时，如果没有被充分加热，杀死全部耐药细菌，耐药性就可能“移植”给人体，使部分抗生素对人失效，严重时导致无药可医。”
而在国外，已有多个欧美国家禁止抗生素在饲料添加剂中使用。
对于这一来自生猪养殖端的威胁，农业部也曾出过文件禁止了一些抗菌药，但仍保留了很大部分。
“猪三角”调查二：一个养猪市的自我救赎
嘉兴养猪产业用了30年时间站上行业之巅，而毁掉它也许只需要一夜的时间。
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和供求关系，嘉兴之痛也是全国之痛。当地方政府意识到现有的产业模式走到了尽头而作出调整之时，阵痛也随之而来。
猪多成患耕地紧缺水质全省垫底
3月初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让浙江嘉兴新丰镇声名大振。这个地处南湖、平湖、海盐三地交界的养猪大镇，如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猪三角”。
嘉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生猪供应基地，每年有200万头生猪供应上海市场 ，但产业跃进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了保证不触碰耕地红线，嘉兴每年都要去周边城市“借地”。
一位当地政府人士对21世纪网表示，嘉兴市的耕地资源一直都十分紧缺，是全国少数几个受国家重点监控的城市。
实际上，浙江嘉兴市的“亩均载畜量”（即一亩地上能养多少猪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国际水平，国际上一般认可是每亩平均二到三头。
在浙江省畜牧兽医局发布的一份《浙江省畜牧业生态化建设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报告则指出：对比丹麦、荷兰等区域面积、资源秉赋和我省相似的国家，我省畜禽养殖的承载量仍有较大空间。从种植业和环境的承载量看，茶园、果园、蔬菜园每亩至少可资源化利用3 头生猪的粪便量。
依此数据，报告提出，浙江省今后原则上将按1亩（耕地、园地、水塘）3 头猪（1 头牛、10 只羊、60 只禽）的标准配套建设畜禽养殖场。
21世纪网实地调查得知，以浙江嘉兴市新丰镇为例，全镇耕地面积为5万9千多亩，按照每亩地承载3头生猪的标准，生猪饲养量为18万，但实际上2012年该镇的生猪饲养量达到了46万头，严重超标。
“养猪业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而嘉兴的生猪养殖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对此也直言不讳。
“13万多户农民养了700多万头猪，一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这成为嘉兴最大的污染源。”余鸿伟表示。
而很多养殖户为了方便直接将养殖废弃物排放到田地和内河中，这导致当地水质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翟继鹏和张金枝两位教授对嘉兴市生猪养殖业调查研究后指出，畜禽养殖业排放的COD和氨氮量分别占农业源污染物排放量的92.7%和80.8%，占嘉兴全市污染物总排放量的40.9%和30.6%。而在畜禽粪尿排放量中最大的就是猪粪尿，达到排放总量的 70%。
据其表示，猪粪中含有大量有机物，经微生物分解后产生大量挥发性物质，且有恶臭或刺激性气味，可对大气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引发人畜呼吸道疾病。而猪粪尿未经处理即排入江河湖泊，可引起地表水的BOD5、CODcr、氮、磷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引起水生生物缺氧死亡，严重威胁环境生态安全。
养殖户为了方便直接将养殖废弃物排放到田地和内河中，这导致当地水质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在21世纪网在竹林村调查时，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恶臭，而当地的渔业也早已绝迹，渔民甚至都已改行捞猪。
“嘉兴的水质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嘉兴）大部分河段都是劣五类。”上述政府人士告诉21世纪网。
在2011年度浙江省各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的考核结果显示，嘉兴是全浙江省11个设区市中，唯一评价为不合格的城市。
对于不合格原因，浙江省环保局当时的通报表示：主要是当地畜禽养殖总量有所增加，仍有许多畜禽养殖废水未经处理就近排放到内河。
除了养殖环节污染，此次“黄浦江漂猪事件”元凶的死猪处理也成为当地的一大难题。
根据当地政府的介绍，早在2009年，嘉兴市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死猪处理体系，依靠政府财政和养殖大户自建了573个死猪无公害处理池，但按照当地的生猪饲养数量，这样的处理能力连生猪正常死亡的数量都不能承载，更别说遇到大规模疫病等突发情况。
养猪大市已猪多成患。
死猪补贴一分钱也没有散户“被倒逼”退场
政府倒逼散户退场后，鼓励养殖蜗牛或者种植生姜，外地建厂还将给予20%基础设施补助。
2011年，农业部规定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补贴80元，希望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21世纪网现场调查得知，村民对这80元钱的补贴并不知晓。
浙江嘉兴死猪被贩子收购后，制成各种猪肉制品流入市场，潜在的高致病性病毒随之流传。
按照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这导致在现实当中补贴难以落实到村民头上。
“因养殖和医疗技术不达标，在饲养过程中，散户使用抗生素和一些其他违禁添加剂的比例更高。”山东的一位兽医人士对21世纪网表示。
21世纪网在调查过程中，当地的政府人士甚至暗示，他们其实欢迎媒体的到来，“这样可以逼散户退场，倒逼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由于散户饲养难度加大，很多生猪从它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贯穿一生的“中毒”之旅。
出于这一系列因素的考虑，嘉兴市将生猪产业转型的重点放在了养殖散户身上，‘逼’散户退场成了一种必然。
早在2011年嘉兴市就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15年嘉兴市生猪产业：生猪存栏总量控制在200万头左右、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85%。
“根据规划我们新丰镇12年控量、13年减量，三年内，将养殖散户关停。”黄军告诉21世纪网。“今后将不会批建新的猪舍，只允许翻建和扩建；距离民舍和河道一定距离内，将设置限养和禁养区。”
“政府还在规划建设统一的畜牧小区，到时农户可以租赁猪舍养殖；或者组织30-40养殖户组成一个股份化公司，实现‘缩量提质’。比如，以前他们的饲养量是一万头那么现在只能养5千头。”
对于养殖户的出路，黄军还表示，“可以养殖其他的产品比如蜗牛、或者种植生姜，我们已经考察过市场，也和一些公司有过对接，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到外地建厂养殖，政府还会给20%的基础设施补助。”
在黄军看来，散户退出养殖业也是市场使然。“养殖风险太大，今年一头猪亏损起码有200元。加上这个事情，对当地的生猪销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养猪业有三年一个周期的说法。但过去几年市场复杂多变，已经毫无规律可循，市场风险越来越大。
“去年下半年市场行情还很好，但到了年底一下子就跌了很多，根本就挣不到钱。有些猪得病了，养殖户看到治不好就不治了，要不还得往里搭钱。” 竹林村养殖户张利民对21世纪网表示。
而随着政府对养猪业的监管和转型要求，散户们发现养殖的压力越来越大。
产业布局失当养猪业或应退出长三角
作为嘉兴市最大的养殖基地，新丰的养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当时国家政策鼓励农户开创副业致富，因为当地猪的品种不错，大家就都开始养猪。当时我们的猪主要是供应香港，俗称‘供港猪’。”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21世纪网表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养猪业已成为当地绝对地支柱产业，从生猪养殖、销售到饲料和兽药供应再到最后的屠宰加工，这里已经形成完整的养猪产业链。
在新丰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21世纪网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建有猪棚，饲料店、兽药店更是随处可见，不时有收购生猪的货车经过。
据新丰镇镇长沈云明介绍，新丰约有80%的农户都在养猪，养猪收入占到了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有些上年纪的老人，家里就养几头母猪，一年光卖仔猪也能赚1万多块。”
在新丰镇的带动下，这股养猪热潮很快就传到了嘉兴的其他县市，30年来，当地的养猪产业不断壮大，现今已经成为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
根据嘉兴市统计局数据，2010 年末，嘉兴市生猪存栏297.31万头，占全省生猪存栏总数的23.82%；生产猪肉310455吨，占全省猪肉总产量的 23．54%。
到了2012年，数字还在增加。来自嘉兴市畜牧局的数据显示，嘉兴养猪户已达到13万余户，每年饲养生猪超过734万头，出栏数达450万头。
在上海市区禁养和限养生猪后，大量生猪养殖转移到嘉兴地区。21世纪网获悉，目前上海市的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下属的金山和松江两个区。
金山区的生猪存栏量在20万头左右，松江区的存栏量只有8万头，总量只相当于嘉兴市的6%，而嘉兴仅新丰一个镇的存栏量就超过25万头。
嘉兴成为了上海最重要的猪肉供应者，每年有200万头生猪供应上海市场，占出栏量的一半左右。嘉兴猪由“供港”变成了“供沪”。
中国目前的养猪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大部分的养殖户都是散户（50头以下），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缺乏现代农业要素；每年产生粪便6亿多吨，这些污染散布在全国的千万个农村。
甚至有观点认为，嘉兴更早地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只不过在解决问题时动作稍慢，这也算是转型的阵痛。
政府出钱建立统一的猪粪处理中心，养殖户的猪粪尿都要统一处理了，但每头要交50块的有偿服务费，而在以前这些（猪粪尿）都是可以卖钱的。
除此之外，在凤桥镇的非法屠宰场被取缔之前，村里的死猪卖掉也可以抵消部分损失，但现在都只能丢出去。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微博）看来，该退场的不仅仅是养殖散户，更该是整个嘉兴市的生猪养殖产业。
据其介绍，养猪业属于高污染产业，美国的养猪业由于污染问题不但从人口高密度地区撤出，并且全国也只允许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区域里进行现代化工厂饲养。
他认为，浙江几乎不产玉米，远离猪饲料产地；又地处上海的水源地，该不该发展养猪业是一个大问题。
“既污染水乡又远离饲料源，产业布局太失当了。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养猪业迟早要退出长三角。”
中国大部分的养殖户都是散户（50头以下），仍然属于小农经济。
资本逐鹿养猪江湖
从全国的趋势来看，雏鹰农牧、新希望、中粮集团等资本大鳄正在加速在此领域的布局。
其实，不仅仅是嘉兴，从全国来看，散户退场、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数据表明，近几年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迅速，目前基础母猪500头、年出栏一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约有2500余个，约占全国总出栏的10%。
有观点认为：在未来十年内，自繁自养50-500头基础母猪或年出栏1000-10000头的中小规模猪场将是发展主流。
在嘉兴，规模化的生猪农业合作社、家庭牧场、以及大型生猪养殖公司数量逐渐增多。
据黄军介绍，目前有新丰镇有5家生猪养殖企业，年出栏生猪都在3000头以上。而根据嘉兴市的规划，到2015年，要改造提升生猪存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家庭农场、畜牧小区）430个左右；培育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新型畜牧产业体系18家左右。
据了解，目前嘉兴市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为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曾得到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00万元投资，2012年产值已达20亿元，正在准备上市。
从全国的趋势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大鳄正在加速在此领域的布局。新希望、雏鹰农牧、中粮集团这些生猪养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纷纷加大了养猪项目的投入。
雏鹰农牧在三门峡投资40亿元建设100万头生态养猪项目；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投入数十亿元，要做“养猪大王”，仅在辽宁省的投资，就计划养猪300万头；中粮集团与日本肉类巨头三菱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用于饲养生猪，预计在2015年实现每年生猪产量在1000万至1500万头。
而一些主营业务和猪没有任何关系的大佬和企业也跨界步入养猪业。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网易丁磊、武钢股份以及投行高盛。
各类资本逐鹿养猪业，“养猪潮”再起。
面对这一热潮，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马闯认为，资本频繁进入养猪业，很可能与前几年生猪行情较好、养殖户获利有关，但是农产品价格常有波动，资本进入很难说一定能盈利。
“单靠规模的扩大不足以支撑我国猪肉价格的稳定性，还是应多鼓励养殖户实现专业化生产，将我国的养殖户发展成国外的‘农场主’。”
嘉兴之痛亦是全国之痛，当曾经的生财工具现今已成为最大的祸患。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当地生猪养猪业沉疴积弊已经逐一显露。然而，一个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产业转型，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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