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第38期
1月3日，因新年特刊被省委宣傳部強令撤改封面導語和新年獻詞，引發南周部分同仁不滿，並向更大範圍內的社會抗爭轉化。那麼，如何理解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其未來的發展呢？
市場化媒體的管理困境
中國不存在民間報刊，所有媒體都有所謂的主管部門。中國的報業集團絕大多數都直接隸屬於各級黨委，《南方周末》所在的南方報業集團也不例外。
黨報面目可憎言語乏味，沒有絲毫的市場能力，長期依賴於定向攤牌和財政補貼。黨報孽變出的子報則主動迎合佔領市場，反過來向母報輸血。對於這一現 象，體制並不排斥，而是大力推進，因為，引入市場化因素，同時維持黨管事業體制的基本格局，不僅能減輕財政對黨報的負擔，更能從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同 時又保持了體制對文化這一關鍵領域的控制，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化媒體，只是黨媒集團的生財工具。
作為特殊領域，黨權也從未放鬆過對市場化媒體的控制和管理，一般的情況下，市場化媒體中均有母報派出的人員擔任領導，充當看門人的角色，同時，黨權 宣傳機構也對市場化媒體的導向、內容、人事等進行直接的干預。但是，市場化媒體浸淫在市場氛圍中，自食其力而不仰給予財政，逐步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價值判斷 和利益定位，與黨權宣傳機構的管理形成衝突。
近年來，黨權宣傳機構愈來愈直接地管理媒體內容，原因是，一是市場化媒體人的獨立意識愈來愈強，其價值判斷和利益訴求愈來愈偏離於黨權宣傳機構的要 求，二是由於意識形態統一性已經瓦解，派駐於市場化媒體中的頂層看門人雖為自己人，也很難對這種偏離作出矯正，最後，網絡時代的信息流動速度加快，內容一 旦見報，很容易在網絡的傳播上形成雪球效應，於是，黨權宣傳機構加大了對內容的直接干預，這種做法不僅侵犯了市場化媒體的市場利益，更直接冒犯了市場化媒 體人的職業尊嚴，不可避免會招來廣泛的怨懟，只是在黨權宣傳機構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南方周末為何率先爆發
南方周末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在市場化媒體的發展過程中起步最早，又有黨報背景作為依託，得以逃過若干次打壓整肅，經過長期發展，其聲譽在世紀 之交達到了其巔峰，被民間自由化人士和體制改革派人士共同認可接受，被看作自由和改革的精神高地。與之相應的，則是其市場價值的放大，並帶動了南方都市報 等一系列報刊的壯大，不誇張地說，沒有《南方周末》，就沒有今天如日中天的南方報業集團。
《南方周末》有着鮮明的自由化傾向，可表述為：認同市場經濟、全球化、法治社會，承認個人權利和普世價值，以及倡導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這樣的陳 述不僅沒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沒有觸犯紅線，甚至，這些內容都曾經在一定時間段內為中共官方所倡導，是有利於現體制的。客觀地說，南方報業集團本身也是 體制的一部分，倡導政治體制改革和回應新興社會階層的利益和權利訴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維護現行體制的目的，試圖讓體制通過回應新的訴求而擁有更長久 的生命力。
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南方報業的這種傾向卻日益成為了體制的異己力量。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相應的政治變化，而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大多被體制 系統地輸送給了各類既得利益者，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體制的共生關係，發展為一種保守的論述，目的在於維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則是拒絕體制作出任何實 質性變化。這種論述的一種形式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則被提煉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表達。
然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新興社會階層，有着愈來愈多的利益和權利訴求，對現有體制提出挑戰，這表現為愈來愈多的維權和抗爭行 為，也表現為網絡和媒體裏愈來愈強勁的利益和權利訴求。由於《南方周末》等南方系報刊的成功，曾供職於南方報業的人士成為了各類新辦媒體的挖角首選，出身 南方報業的媒體人廣泛分佈於各類新興媒體和網絡媒體之中，與此同時，也將一種精神上的共鳴帶到了各處。在這種情況下，南方報業對改革的持續倡導就愈來愈被 看作是維穩體制的異己力量，看作是新興社會階層對現行體制挑戰的一部分，從而必須加以壓制。
在頑固拒絕一切重大變化的維穩體制面前，作為體制一部分的南方報業，必須回到擁抱現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現行維穩體制的道路上來，而為此，就必須對南方報業加以適當整肅，而其中的首要目標無疑正是《南方周末》。
根據前南方都市報創辦人之一的程益中先生的描述，這一整肅過程已然進行了長達數年之久，接連三任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空降到南方報業集團充任要職 之外（其中一位就是出任南方周末主編的張東明）空降宣傳官員做主編，到在十八大之前，更是將宣傳部副部長楊健空降到南方報業集團充任黨委書記。此外，尚有 在報社內設立審讀員，形成從宣傳部到空降報社再到審讀員的單線聯繫，加大直接的事前選題乃至內容審查，這諸多舉措，勢必會引起南方報業尤其是《南方周末》 廣大員工的不滿。隨着更為「敬業」同時也是報人出身的庹震出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對《南方周末》的直接事前審查更加變本加厲，根據南周同仁的披露，在短短 一年的時間裏，竟然在省宣的直接指令下，撤、改稿件達 1034篇之多，對於一份一期也就四、五十篇稿件的週報來說，相當於每期即有將近一半的稿件被勒令撤、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種長期刻意的整肅和 打壓之下積累的憤怒，終於在 2013年新年之際爆發了出來。
南周事件何去何從？
南周同仁的憤怒首先指向省委宣傳部長庹震，並首先感染了對整肅和打壓感同身受的前南方周末編輯記者和其他屬南方報系的報刊編輯記者，也得到了南周讀 者和知識界的聲援，多份聯署聲明都將「驅庹護憲」作為主體訴求，以避免觸及黨管媒體這一根本原則。同時，「驅庹」作為有限訴求，也可能在聚集起的社會壓力 下獲得實現。該策略起到了一定的社會動員作用，但這一訴求有着事實上的瑕疵，並直接引發了第二輪的風潮。
由於不滿《南方周末》管理層強行收回官方微博，並發布消息認為「新年獻詞，系本報編輯配合專題「追夢」撰寫，特刊封面導言系本報一負責人草擬」，這 引起了南周同仁的集體憤怒，部分員工和南方周末經濟部官方微博宣布停工，這一行動極大地調動了微博受眾的情緒，並得到了廣泛傳播，聲援南周的聲浪迅疾席捲 了整個微博，並在次日轉化為了具體的行動。但是，就在第一波停工聲明後不久，南周同仁先後兩份聲明又再度回到了原來的語調，甚至有所退縮，種種跡象顯示， 在南周同仁內部出現了分化，且持保守立場的人士佔據了優勢，一場醞釀中的罷工已經消於無形之中。
事實上，市場化媒體人集體行動的可能性非常低，因先天性的結構矛盾，市場化報紙可謂體制上半身市場下半身，同一份報紙內，既有空降社長主編乃至編委 等體制內人士，又有純粹的新聞民工，前者或許因常年資深，而對報紙有更深的感情，但卻因體制身分和利益捆綁等原因，難以做出有力的挑戰，且容易被勸服；後 者雖然有着更強的行動力，但鐵打的硬盤流水的兵，對媒體本身沒有什麼感情，也不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而更容易隨大流，屈從於資深員工的決定。南周儘管有特定 的光環帶給全體員工，但仍不足以克服上述結構性的矛盾，從而難以做出一致性的集體行動。
根據最新的消息，南周同仁仍在與省委宣傳部進行溝通，如果不能儘快達成一致，那麼，週四的正常出版就不能保證，無疑，這將進一步擴大事態，不排除引 發整肅——抗議——再整肅的循環。如果達成一致，正常出刊，那其實意味着省委宣傳部的勝利，而同時也意味着南周同仁為核心的抗爭的失敗：驅庹訴求無疾而 終，人在屋簷下，南周也勢必面臨着事後的整頓清洗，不誇張地說，從達成一致的那一刻起，曾經的自由化南周就進入到了瀕死狀態，只待宣布了。
Source: http://www.isunaffairs.com/?p=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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