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关正在通过一项提案，阻止包括记者和投资者在内的公众获得非上市企业董事的居住地址和护照号等个人信息。不过这也遭致批评，认为是透明度的倒退。
香港——在过去一年中，做空者持续对中国公司发起攻击，新闻记者也对中国领导人家庭的秘密财富进行深度调查，有鉴于此，香港政府决定通过立法手段来限制获取企业董事的信息。
当地立法机关正在通过一项提案，该提案中一些鲜受关注的条款将会阻止公众——包括记者和投资者——获得香港非上市企业董事的居住地址、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这些细节都是在空壳公司和匿名股东讳莫如深的层层包裹中筛选信息的关键，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某些资产的真正所有者。这些细节目前都被储存在一个可搜索的网上数据库里，可供公众查询，且只会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
立法机关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中对这些限制条款进行投票，这些条款仍然可能得到修正。条款将阻止公众获取在香港注册的100多万家非上市公司的董事信息，执法人员、证券或行业监管者和清算者除外。
在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这些措施激起了投资者和记者的愤怒。
“如果这些措施通过了，对香港来说就是一大悲哀，在这个不透明度很高的地区，香港一直都是一座象征透明度的灯塔，”Nardello & Co亚洲业务的负责人本·罗斯(Ben Rowse)说。该公司为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和合规问题咨询。
作为更海量的公司书面记录的一部分，这类信息曾在2012年被《纽约时报》用来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情况，也曾被彭博新闻社用来报道国家主席接班人习近平亲属的财富。
“检索公司信息一直都是调查性新闻报道的重要工具，”香港维权组织“新闻自由新闻学教育者”(Journalism Educators for Press Freedom)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信息能让记者获得确凿的证据来揭露高层官员和民选代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揭露不诚实的公司的暗箱操作。切断这一发现渠道等于是严重扼制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源。”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信息、土地转让等公司备案文件方面，保留了详细且可供外界查询的记录，这种开放程度许多亚洲国家都没有达到。在中国内地尤其如此：自从针对在北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一系列股票卖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内地一直在加紧限制外界对国内公司备案文件的获取。
香港政府称，这些新法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董事的隐私。迄今为止，审核提案的立法会议员倾向于予以赞同，而且尚未提出单独的修正案。
议员汤家骅(Ronny Tong)支持更高的民主化程度，他说，“问题的关键是保护隐私和知情权之间的悖论。”
他称，尽管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董事的隐私权不应与平常人有任何区别，而且“例外情况不适用于想逮到故事的媒体”。
对金融行业而言，问题并不大。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的合伙人兼亚洲区反洗钱事务总监麦嘉麟(Kyran McCarthy)称，进行尽职调查的银行仍然可以通过直接询问客户得到企业借贷人董事的信息，遭到拒绝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拒绝与之交易。私人公司当前的股东也可以继续获取董事的信息细节。
但对潜在投资者之类的其他人士而言，获取身份信息的问题将会更加麻烦。Nardello公司的罗斯说，“这件事极其重要，尤其是在你试图确定是否存在某些尚未公布给潜在投资者或商业伙伴的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的时候。”
戴维·韦布(David Webb)长期在香港从事股东维权活动，曾与数名有影响力的商界巨头进行斗争。他认为，保护住址信息有其积极之处。“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他说。
但是，他并不反对公众获取董事的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他问，“说到底是哪个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哪位陈先生呢？”
韦布还说，封锁这些信息将是错误之举：“就透明度而言，香港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1/10/c10priv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