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倒梁」大遊行當天深夜，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獨自一人走到警方部署在畢打街的人牆前叫喊口號，
但隨後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結」拘捕
文 /羅小朋 圖 /鍾卓明
2013年元旦香港的「倒梁」大遊行雖是意料中事，但也有令人意外的重要細節。其一，「倒梁」隊伍的聲勢比一般預料要大，說明「倒梁」勢頭有增無減。其二，「挺梁」派不但也出場，還居然花錢買人遊行，反映「挺梁」派的政治品格和緊張心理。其三，也是最大的意外，就是新華社不僅報道了遊行事件，且首次告知大陸讀者，香港有一股勢力正要求梁振英「下台」。新華社為何作出這種姿態，一時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琢磨的焦點。
作為中國政治的長期觀察者，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香港的「倒梁」、「挺梁」之爭與當前中國政治的大勢有什麼關係？而香港的地方政治危機對北京的政治危機又意味着什麼？
中國政治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既維護中國的政治統一，又保持地方治理的活力。帝制中國給出的答案是郡縣制加鄉里自治。在很長時間裏，這個答案超越了其他文明的帝國想像，領先世界。正因為這個辦法太成功，中國精英從漢代以後就失去想像力。他們的努力，要麼是完善大一統，要麼就是在大一統崩潰後，不惜代價、不擇手段重建大一統，由此形成中國文明所獨有的所謂「週期率」。
習近平最近重提「週期率」，不僅說明他對中共政權危機憂慮至深，也說明中國人迄今仍生活在朝代更替災難的巨大陰影之下。這種憂慮和恐懼自然有很多歷史和現實原因，但從認知角度看，中國精英對大一統的崩潰機理至今說不清，對未來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安排更沒有想像力，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自漢以後，中國文明確立了一個牢固的傳統，就是對漢字文明共同體的政治認同高於對地方共同體的政治認同。這種政治秩序與中國文明的成就不能分割，但為了維護這一政治秩序，中國文明也付出了巨大代價。代價之一是壓制工商業在城市的大規模聚集，因為這必然會帶來公共治理的挑戰，進而挑戰大一統的政治整合方式。西方文明幸運地解決了多元自治的政治整合難題，因而超越了中國文明，並迫使中國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
但是，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的曲折經歷表明，引入西方文明的自治理念一方面有效地推動了中國的社會動員和進步，同時也給中國的政治整合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因為事實表明，中國想當皇帝的英雄太多，想進京當官的文人也太多，結果是西方人的地方自治理念阻止不了中國人逐鹿中原的老遊戲，釀成天下大亂。
作為這個遊戲的勝出者，毛澤東對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進行了革命性的現代改造。他把梁山好漢機制改造成紅色的武裝割據，並借助蘇俄的力量，實現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奇想。得天下後，他又創造了中央操控下的地方競爭，以此為手段推動大規模社會實驗。這種治國方式既造成了大饑荒，但也造就了鄧小平的改革奇蹟。不過，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未能把中國政治和地方治理引上理性的發展軌道，這也是中國迄今未能擺脫「週期率」陰影的根本原因。除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毛、鄧的歷史遺憾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文明缺乏法治的文化資源。而這恰恰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留下的寶貴遺產。
奴才治國的邪路
「一國兩制」的思想，明顯包含着鄧小平利用這個資源的用心，但他選擇的接班人，不僅未能實現這一初衷，反而走上了毀滅這個寶貴資源的邪路。鄧小平本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因為六四之後，他選擇了一條奴才治國之路。
所謂奴才治國，就是把對上級的個人忠誠作為用人的最高政治準則。在家天下的中國，即使有好皇帝，這個準則也遭主張「天下為公」的士大夫鄙視。而在黨天下的中國，這個準則只能是亡黨亡國的禍源。不幸的是，這個政治常識在過去 20多年中已成為中國的政治現實。
今日香港「倒梁」和「挺梁」的「亂局」，只有放在這個大背景下才能透徹理解。中共革命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主奴結構一次前所未有的衝擊。中共打江山的一代人，很多都是被共產黨的平等價值所吸引 而投身革命的。因此，以廖承志、許家屯等為代表的老一代共產黨人，在爭取港人支持香港回歸的政治博弈中具有一種天然的人格魅力優勢。否則，如果中共讓香港人在作英皇臣民和中共奴才之間作選擇，恐怕許多人寧可選擇前者。因為在英國殖民政府的法治之下，中國人的集體尊嚴雖然得不到保障，但個人尊嚴還是有餘地的。英國人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利益，希望守住這條法治的底線。
中共向奴才治國不斷退化，使得作不作中共奴才成為港人的現實掙扎，且掙扎的空間愈來愈小。從不得不重用陳方安生，到馴化曾蔭權，最後到中共直接啟用「自己人」來治港，港人感到自己最珍惜的自由愈來愈受威脅，不得不起而反抗，這是「倒梁」運動最深層的動力之源。正因如此，《亞洲週刊》把「倒梁」和「挺梁」之爭貶為內耗非常不妥。在我看來，無論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包括對梁振英本人的政治前程，還是對中共的政治改革，「倒梁」、「挺梁」之爭的積極意義都十分重大。
１月９日，立法會審議彈劾特首梁振英的議案，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發言，指梁振英誠信、道德皆缺失
「倒梁」就是對奴才哲學和奴才治國說「不」，其價值取向能否勝出，關係到中國文明的興衰。不懂這一點，才是真的不愛國。《亞洲週刊》的專題報道本身也說明，在香港與中央的政治博弈中，「倒梁」運動為香港政客發展地方自治擴大了而非縮小了政治空間。因此，梁振英如果真有本事，「倒梁」運動倒有可能為他創造一個建功立業的機會。中共官員威脅說，港人若不抗爭，會得到更多自治空間。這種邏輯與真實的歷史邏輯完全不符。六四之後 20年奴才哲學的氾濫和奴才治國的盛行，給內地的地方治理帶來了極為深重的災難。若沒有港人為自己的自由抗爭，香港今天的狀況不會更好，只會更糟。
中國要從奴才治國的災難中走出來，需要在地方與中央的政治精英之間，建設一種良性的合作關係。港獨和台獨皆不可能，中國文明的歷史和構造決定了中國人只有一同努力來打破政治文化中的「主奴結構」，才能獲得真正自由。在這個自我解放的共同事業中，港人對奴才治國的反抗，將為建設地方精英與中央精英，以及地方精英之間的良性合作關係，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
（作者是北京政治觀察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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