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12-2012
香港在中港族群矛盾中，創造了「強國人」一詞，流行於通俗報章及互聯網。這詞既方便又簡單，朗朗上口之餘，令人覺得好像不需對深圳河以北的大陸作更多的思考與認識。這個詞除了有港人酸溜溜的反諷之意，還有極豐富的社會學含義，卻少人深究。
強國者，若以地域來分，當屬急速膨脹的「城市中國」，至於中國其他地區被甩在後頭。每晚在香港播放的《心繫家國》短片，也以上海、北京等的巨型建設地標，展示國家強大的一面。至於人，則恐怕並不是「強國人」這一刻板印象所能承載，內有不少怎樣也不算強的弱勢群體。階級性質及利益相異的群體，他們如何活在房地產大開發的資本主義大潮中，吸引全世界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競相研究探討。這亦是今年中出版的《城市中國的邏輯》的主題，作者陳映芳教授及她的研究團隊，在上海做了超過十年以上的研究。
城市化速度驚人
根據今年出版的統計數字，中國城市人口已超過農村。無論因為流進城市的人口，還是城市行政區域的擴張，吃掉周邊城市，又或者是農村地區「村改居」的大工程，都使「城市中國」成為中國國力的空間表現。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驚人，跟毛澤東時代城市化的停滯（維持在20%左右），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把城市化視為經濟「自然」結果，固然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至於中國的城市化，更絕非自然。
被吞拆的農村
因此，陳映芳提出要研究城市中國的邏輯，從城市社會學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問題意識。陳指出，城市中國的「強邏輯」（大概指的是主導的力量與關係）。以國家政權為中心，無論是推動全國發展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它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既是城市變動及秩序的裁判者，又是推動及領導城市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甚至它自己（無論是作為機構或當中的官員）也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根本就是投資炒賣者。例如，不少區政府及國企直接在舊城重建房產開發中投資經營，並於其他開發商、動遷公司及建築公司等構成利益鏈。香港的地產霸權代表，回祖國投資也要跟國家資本合作，甚至要跟覑它們尾巴走。
球證落場踢波徒嘆奈何
本書的研究主要在一線城市上海，這地方最能說明一切。2001年左右，我到上海見識過這股國家力量。當時，香港瑞安地產在盧灣區政府的全力推動下，以「公共工程」、「舊城改造」等理由，把一大片的石庫門平民住宅（戰前曾是法租界）拆卸或改造，成為「新天地」，頓成上海新地標及高級消費區域；諷刺的是，中共的「一大會址」便在附近。而我也在朋友的指引下，走訪過被拆遷的居民，我坐了一個半小時公交，轉了多次車，方到達他們的市郊社區。在那裏我可以買到全城最便宜卻愈來愈稀有的「大前門」香煙（一種沒有濾嘴味道極「重」的貧民香煙），只售一塊錢一包，由此可以想像居民的消費力之低下。城市巨變，國家資本力量與平民的懸殊地位，以至整個動遷規模，都令我震驚。
不少人視城市中國為特例，這有一定道理，因為，很少城市的政府會像中國地方政府那樣，在土地及房地產開發中涉足得那麼深。但是，正如陳在第五章〈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危機與合理性空間〉指出，8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的強力反彈，城市開發模式已不能如此粗暴。換言之，中國在同一時間，把不少西方國家的開發模式接過來，發揮至極致。城市秩序竟然能不出大亂子，實在是一種奇蹟。
作者嘗試從多角度去解釋這個奇特現象。例如，過去的毛澤東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或曰「全權國家」），例如國有土地制度，地方政府對城市土地發展的壟斷權力，以及消滅民間自主反抗活動空間，恰巧成為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榨取壟斷地租的政治經濟基礎。威權政府因此可把收入偏低的居民大型搬遷到市郊，實現級別地租，獲取龐大利潤。對居民採取「計磚頭」式的賠償，加上政府及拆遷公司的違法操作，用低廉的交換價值，換取了居民在城中心社區的使用價值，實現土地的潛在增值。
一視同仁的不公不義
中國城市早已成不公不義之地，地方政府及官員也陷入正當性危機之中，開發主義（developmentalism）的大計已日漸缺少認受性，否則也不會出現《蝸居》這一類電視劇。但是，城市中的棚戶、貧民、民工，甚至中產階級，仍然難以抵抗強大的國家力量，他們各自帶覑不同程度及形式的宿命論，浮沉在城市巨變的狂潮之中。曾一度期望資本主義帶來公民社會甚至民主的人，對城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只會感到失望，這樣的期望畢竟只是虛幻。
陳映芳對城市中國的壓迫性一面分析得頗為詳盡，也對不同弱勢群體的狀態研究得相當入微，尤其是棚戶、農民工、下崗工人及返城知青，他們在城市動遷中與國家及資本的關係。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城市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構成。受拆遷及房地產開發所害的居民，其反抗固然零碎與片段化，困在賠償安置的資源分配爭議之中，一籌莫展。但是，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提出疑問，爭取城市公義的呼聲，何以無法串連起一個更廣泛的城市運動？
四散的群眾力量
作者似乎寄望於一個遍及近年華人城市的保衛家園運動，香港讀者不會感到陌生。不過，相對污染性工業激起幾年前的廈門PX事件，以及今年十月寧波市同樣的大規模反抗，城市居民家園被毀，以至帶來的空間及階級不平等，卻少有帶來全城抗議。這種對比，的確不是中共的威權主義足以解釋的。
與虎謀皮的癡心妄想
我自己曾在廣州研究一些年輕白領階層，他們對城市拆遷、房價高企、貧民無立錐之地等等，不是沒有認識，不是沒有批判，卻蘊藏覑一種無動於中的麻木感覺。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又反過來對城市中國作為一個持續增長的機器，卻有強烈認同感。他們未必認同政府的「宜居城市」等鬼話，不過卻想像自身能跟從資本向上流動。因此，我想，城市中國的邏輯，恐怕不單在城市改造過程中，它也在更廣泛而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中，產生一種有點宿命主義，亦有點癡心妄想的社會服從關係。我相信，隨覑過去社會主義遺產合法性已破敗不堪（誰還相信政府為了人民而拆你家房子？），新出現的城市主導意識形態與日常實踐變得愈來愈重要，而我們還未能好好地分析，作理論解釋。
強國之「強」的邏輯，不止於官方的大言不慚，還在城市居民充滿矛盾與弔詭的生活處境與想像之中。
強國者，若以地域來分，當屬急速膨脹的「城市中國」，至於中國其他地區被甩在後頭。每晚在香港播放的《心繫家國》短片，也以上海、北京等的巨型建設地標，展示國家強大的一面。至於人，則恐怕並不是「強國人」這一刻板印象所能承載，內有不少怎樣也不算強的弱勢群體。階級性質及利益相異的群體，他們如何活在房地產大開發的資本主義大潮中，吸引全世界對中國有興趣的人競相研究探討。這亦是今年中出版的《城市中國的邏輯》的主題，作者陳映芳教授及她的研究團隊，在上海做了超過十年以上的研究。
城市化速度驚人
根據今年出版的統計數字，中國城市人口已超過農村。無論因為流進城市的人口，還是城市行政區域的擴張，吃掉周邊城市，又或者是農村地區「村改居」的大工程，都使「城市中國」成為中國國力的空間表現。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驚人，跟毛澤東時代城市化的停滯（維持在20%左右），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把城市化視為經濟「自然」結果，固然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至於中國的城市化，更絕非自然。
被吞拆的農村
因此，陳映芳提出要研究城市中國的邏輯，從城市社會學角度看是合情合理的問題意識。陳指出，城市中國的「強邏輯」（大概指的是主導的力量與關係）。以國家政權為中心，無論是推動全國發展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它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既是城市變動及秩序的裁判者，又是推動及領導城市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鋒，甚至它自己（無論是作為機構或當中的官員）也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根本就是投資炒賣者。例如，不少區政府及國企直接在舊城重建房產開發中投資經營，並於其他開發商、動遷公司及建築公司等構成利益鏈。香港的地產霸權代表，回祖國投資也要跟國家資本合作，甚至要跟覑它們尾巴走。
球證落場踢波徒嘆奈何
本書的研究主要在一線城市上海，這地方最能說明一切。2001年左右，我到上海見識過這股國家力量。當時，香港瑞安地產在盧灣區政府的全力推動下，以「公共工程」、「舊城改造」等理由，把一大片的石庫門平民住宅（戰前曾是法租界）拆卸或改造，成為「新天地」，頓成上海新地標及高級消費區域；諷刺的是，中共的「一大會址」便在附近。而我也在朋友的指引下，走訪過被拆遷的居民，我坐了一個半小時公交，轉了多次車，方到達他們的市郊社區。在那裏我可以買到全城最便宜卻愈來愈稀有的「大前門」香煙（一種沒有濾嘴味道極「重」的貧民香煙），只售一塊錢一包，由此可以想像居民的消費力之低下。城市巨變，國家資本力量與平民的懸殊地位，以至整個動遷規模，都令我震驚。
不少人視城市中國為特例，這有一定道理，因為，很少城市的政府會像中國地方政府那樣，在土地及房地產開發中涉足得那麼深。但是，正如陳在第五章〈城市開發的正當性危機與合理性空間〉指出，80年代以來，由於社會的強力反彈，城市開發模式已不能如此粗暴。換言之，中國在同一時間，把不少西方國家的開發模式接過來，發揮至極致。城市秩序竟然能不出大亂子，實在是一種奇蹟。
作者嘗試從多角度去解釋這個奇特現象。例如，過去的毛澤東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或曰「全權國家」），例如國有土地制度，地方政府對城市土地發展的壟斷權力，以及消滅民間自主反抗活動空間，恰巧成為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榨取壟斷地租的政治經濟基礎。威權政府因此可把收入偏低的居民大型搬遷到市郊，實現級別地租，獲取龐大利潤。對居民採取「計磚頭」式的賠償，加上政府及拆遷公司的違法操作，用低廉的交換價值，換取了居民在城中心社區的使用價值，實現土地的潛在增值。
一視同仁的不公不義
中國城市早已成不公不義之地，地方政府及官員也陷入正當性危機之中，開發主義（developmentalism）的大計已日漸缺少認受性，否則也不會出現《蝸居》這一類電視劇。但是，城市中的棚戶、貧民、民工，甚至中產階級，仍然難以抵抗強大的國家力量，他們各自帶覑不同程度及形式的宿命論，浮沉在城市巨變的狂潮之中。曾一度期望資本主義帶來公民社會甚至民主的人，對城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只會感到失望，這樣的期望畢竟只是虛幻。
陳映芳對城市中國的壓迫性一面分析得頗為詳盡，也對不同弱勢群體的狀態研究得相當入微，尤其是棚戶、農民工、下崗工人及返城知青，他們在城市動遷中與國家及資本的關係。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城市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構成。受拆遷及房地產開發所害的居民，其反抗固然零碎與片段化，困在賠償安置的資源分配爭議之中，一籌莫展。但是，正如作者在書中也提出疑問，爭取城市公義的呼聲，何以無法串連起一個更廣泛的城市運動？
四散的群眾力量
作者似乎寄望於一個遍及近年華人城市的保衛家園運動，香港讀者不會感到陌生。不過，相對污染性工業激起幾年前的廈門PX事件，以及今年十月寧波市同樣的大規模反抗，城市居民家園被毀，以至帶來的空間及階級不平等，卻少有帶來全城抗議。這種對比，的確不是中共的威權主義足以解釋的。
與虎謀皮的癡心妄想
我自己曾在廣州研究一些年輕白領階層，他們對城市拆遷、房價高企、貧民無立錐之地等等，不是沒有認識，不是沒有批判，卻蘊藏覑一種無動於中的麻木感覺。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又反過來對城市中國作為一個持續增長的機器，卻有強烈認同感。他們未必認同政府的「宜居城市」等鬼話，不過卻想像自身能跟從資本向上流動。因此，我想，城市中國的邏輯，恐怕不單在城市改造過程中，它也在更廣泛而日益膨脹的城市人口中，產生一種有點宿命主義，亦有點癡心妄想的社會服從關係。我相信，隨覑過去社會主義遺產合法性已破敗不堪（誰還相信政府為了人民而拆你家房子？），新出現的城市主導意識形態與日常實踐變得愈來愈重要，而我們還未能好好地分析，作理論解釋。
強國之「強」的邏輯，不止於官方的大言不慚，還在城市居民充滿矛盾與弔詭的生活處境與想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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