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是共產黨員嗎？曾鈺成是共產黨員嗎？從幾十年前的「反共」到今天的「抗共」，大概都涉及一種集體潛意識，可稱之為「恐共症」。早前與世長辭的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乃鐵價不二的「老牌共產黨員」，可他認為共產黨並不可怕，倒是有點可憐：「就像一條在岸邊擱淺的鯨魚，死不瞑目，猶瞪眼望着退 潮……」。
霍布斯邦是猶太人，在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那一年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少年時代在德國經歷了納粹黨的高壓統治，最終選擇了在英 國定居，他的自傳名為《趣味橫生的時光》（Interesting Times），此書可以說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我的人生經歷幾乎完全涵蓋了人類歷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紀。我在好幾個國家生活過，並且見證了三大 洲許多其他國家的事物。」
外交咒語
英國共產黨員在過去的幾十年來一直都是社會上的極少數，霍布斯邦在〈身為共 產黨員〉一章寫道：「共產主義如今已經死亡。蘇聯以及絕大多數依照其模式建立起來的國家與社會──亦即曾為我們帶來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產物 ──都已經徹底崩潰，只留下一片物質上與道德上的廢墟。現在很明顯即可看出，如此志業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在他看來，十九世紀 特別漫長，早在十八世紀末的連場革命（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就拉開了序幕，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的「十月革命」，此所以是一個「革命的年代」，反之， 二十世紀匆匆過去，所以特別短暫。他在《趣味橫生的時光》的〈自序〉說：「我在十六歲時便立志成為歷史學家，我親眼目睹並親身耳聞了其間大多數的事件，並 設法了解我這個時代的歷史。」
那麼，這部自傳的英文原名何以稱為Interesting Times？據說是源自中文，乃英國外交界的慣用語，如同咒語，1937年英國駐華大使（Hughes Knatchbull-hugessen）嘗言：「中文最惡毒的用語是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看來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充滿了這種詛咒……」中文原話是什麼已無從稽考了，那就只好將Interesting Times當作英式幽默。
話 說二戰後的英美強權都鼓吹鐵腕反共，比如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將「極權主義」的蘇聯稱為「鐵幕」（iron curtain），而美國則掀起反共的「十字軍運動」，全國陷於「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白色恐怖。在霍布斯邦入讀劍橋大學期間，就有 不少學長被共產黨吸納，有些更成為共產黨的「劍橋間諜」。
霍布斯邦用英文著書立說，但一直用德文寫日記，他通曉多國語言，《趣味橫生的時光》這部自傳雖然用英文撰寫，但當中夾雜了一些德文、拉丁文、法文乃至一些冷門的語言，因此閱讀此書要花點時間去翻字典，還是讀中譯本比較節省精神，好一些語言問題都已經由譯者事先代為解決了。
核心價值
他 在此書的〈自序〉一開始就說：「自傳作者必須也是自傳讀者。」他對很多自傳的寫法都不以為然，並指為文過飾非，他引用了他的劍橋同事、匈牙利倫理哲學家阿 格尼斯．海勒（Agnies Heller）的一句話，提醒自己下筆必須謹慎：「歷史著作是由外部來觀察已發生的事件，而自傳則是從內在來進行觀察。」
他 也讀過阿格尼斯．海勒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並同意書中所述「美好人生」（good life）的三大核心價值：其一是生活上最基本的安全感，其二是得以彰顯的社會公義，其三是人際的深度情感交流。他的自傳是以世界史形塑個人經驗，並且嘗 試從中理論人生的意義。
極端年代
霍布斯邦是台灣慣用的譯名，內地譯為霍布斯鮑姆，那是因為「逢m皆姆」，比如足球界型男碧咸 （David Beckham），內地譯作貝克漢姆。按照內地的譯法，李約瑟（Joseph Needham）可譯為約瑟夫．尼特漢姆，王爾德（Oscar Wilde）可譯為奧斯卡．維爾德，蕭伯納（Bernard Shaw）可譯為伯納德．蕭維，那就再無簡潔的譯名了。
如果沿用簡潔的譯名法，霍布斯邦大可譯為霍思邦，此人所思的邦，可能是一個永遠消失 的烏托邦。他的巨著《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的副題是「短暫的二十世紀」（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那是說，由於十九世紀太漫長了，此所以二十世紀只能從1914算開，但到1991年就全面終結了。
《極端的年代》正是以全球性崩潰為全書的主要視野，霍布斯邦以宏觀史學為經，徵觀史料為緯，乃有此慨嘆：如此年代，短暫得教人不堪回首，並指出短短數十年，全球出現了以下的五大變化：
不勝唏噓
其 一是世界經濟中心從北大西洋轉移到東南亞，由日本拉開序幕始，到了九十年代由中國接力；其二是席捲全球的資本主義危機；其三是從2001年開始，美國謀求 建立世界單極霸權體系夢想的破滅；其四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諸如此書出版時尚未命名的金磚四國）；其五是在世界大部分民族國家的權力正在喪失，威權系統的 職權在減弱。
他在訪談中更強調拉丁美洲的變化：「政治和公眾輿論仍然受到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倡導自由、信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些國家，即使軍國主義分子也會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
他 又指出：「1929年的大蕭條導致了絕對性右傾，美國極為瘋狂的新保守主義思潮也一直讓我感到驚異。他們不僅假定美國是世界的未來，甚至還認為美國已制定 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戰術。據我所知，美國還沒有一個系統的戰略構想。此外，我們基本已經遺忘的海盜現在又猖獗起來了。」如此年代，真是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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