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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
中共中央在关于文革的决定中设定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 8 月 18 日的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在毛预先批准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任务，这位新接班人显然在鼓励红卫兵们“大破”“四旧”。
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人们对这个指令还很少予以注意，最有可能的是人们还不知道怎样把这一普通词汇付诸实际行动。然而，这不妨碍它流行开来，成为一个广泛的思想，就像上海市市长呼吁“破四旧，立四新”而不需要解释其含义。
8 月 19 日，周恩来同忙于制定国庆节集会计划的北京市干部们分享了自己破除“旧习惯”的想法——“今年”， 他说 ，“我们要打破传统，游行队伍要自西向东走！”
红卫兵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破四旧”成为了毛的接班人和中央文革小组赋予这支推翻传统的突击队的第一项“光荣任务”。在第二次红卫兵集会上，林彪大大赞扬了过去两周内“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的红卫兵，周恩来同声附和，号召听众们和他一起向“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 ”的英雄行为“致敬”。
从现存的那时粗制滥印的传单﹑大幅的印刷品﹑海报以及其它昙花一现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瞥见这场运动的折衷主义性质。8 月 24 日，北京第六十六中学红卫兵们向市委﹑公安局﹑劳动局递交了一份拙劣的“外交照会”，要求北京各居民委员会强迫不良“分子”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强制人们在 25 岁以上才能抽烟喝酒，要求立即关闭所有的私人医院﹑餐馆﹑理发店。北京第六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时也签署命令，要求所有的“剥削阶级成员” 把自己的大粪收集起来，堆放到粪车上去”。他们号召“革命群众”去“监督”收集和堆放的过程。9 月中旬，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们发表了“对北京同学们的呼吁”，告诉那些要革命的人“上前来”，不要革命的“滚开”！让此呼吁书作者们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整天只有单调的“三餐一拉”的年轻人，不是把文革他们的相对自由用来干革命，而是去“编织网兜和毛衣”，“准备过冬御寒”。8 月 2 日，北京第二十九中学的红卫兵们散发大幅传单，批判北京许多地方使用的污言秽语，并号召“各地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铲除这种语言。“不堪入耳﹑不知羞耻的粗话”是“劳动人民的鸦片”，与北京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世界革命的诞生地”的地位“不符”。
也许红卫兵运动中最无害的部分就是改名——街道﹑商店﹑学校﹑剧院﹑饭店﹑医院﹑报纸﹑杂志，甚至是红卫兵们自己的名字，总之任何引人注目的名字都要改。带有“封建”色彩的人名要改名，换成更适合自诩的“革命接班人”身份的名字，诸如“卫彪”﹑“卫青”。
在北京，周恩来应红卫兵的要求，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但是，他警告他们不要冲击大使馆，也不要在大使馆的墙上张贴大字报，并且在更名仪式上增派了卫戍部队去执行他的命令。根据特别受邀的外国记者估计，出席仪式的有近 10 万名红卫兵。在长沙，应“群众的要求”，“中山图书馆”（以 1911 年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名字被改回“湖南图书馆”，1912 年至 1913 年间的冬天，毛泽东在此呆过一段时间而使该图书馆闻名。
中央和省级党报无一例外地立即称赞红卫兵的这些更名行动“做得对，做得好”。《人民日报》8 月 23 日的社论称这些改动“好得很！”《红旗》杂志不许人们批评红卫兵“盲目幼稚”。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红卫兵甚至要改动香港的名字。9月 16 日，《参考消息》翻译并刊登了美联社发自香港的电文，在新华社发的标题是“红卫兵取得宣传胜利”一文中，声称殖民地当局的发言人说，“红色中国寄往（香港，然而写成）‘驱帝城’的邮件将由本地邮政机构送达”。
红卫兵为那些缺乏革命创造性的人们开出了单子，作为对列宁在“怎么办”曾提出过的问题的回答。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到目前为止，就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红卫兵提出了“破旧立新”的“一百个建议”，包括“商店里的产品不要用外国名字，必须使用富有中国内容的名字”（第 87 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自觉到派出所去改名”（第 95 条）。可以想象，两个或多个红卫兵组织，此时此刻由于在改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间或会产生冲突。
后来，在改名的高潮一过去，周恩来承认他本人和毛泽东有时觉得这有点过分。“你们要给天安门改名”，1966 年 12 月 1 日，他对红卫兵说道，“但是改成什么呢？‘东方红’？……我问了主席，他不同意改。其实他根本不想改。……只要不是封建落后的，就是好名字。”
问题是，什么是封建落后则见仁见智，红卫兵们既然不可能每件事都去请示总理，安全的做法总是赞同而不是去反对这些改动。随着北京中学内贴出大字报，建议改变服装和外表，“一些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在大街上拦下路人，铰开窄腿裤，削平尖头鞋，敲掉高跟鞋。女孩的长发被看作是封建残余，被强行剪去。解放前中国妇女是不允许剪短发的，现在红卫兵不让她们留长发。中共的一位美国人党员，在北京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看到了这些行为：“这是喜剧。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
红色恐怖
破四旧运动的悲剧始于 1966 年夏天，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遭到抄家，其家庭财产被没收或捣毁；在城市中，这一阶级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许多教师和全体旧商人都被划归此列。八、九月份，北京有 33695 个家庭遭到了红卫兵和自称是红卫兵的人们的抄家。从 8 月 23 日到 9 月 8 日，上海 84222 户“资产阶级”家庭被抄家，其中知识分子、教师家庭 1231 户。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多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抄走黄金 10.3 万两(约 5.7 吨)，白银 34.52 万两，现金 5545.99 万元，文物和玉器等 61.36 万件。在上海，除了大批金银珠宝外，红卫兵还搜刮到了大批现金：334 万美元，330 万元的其它外国货币，240 万在共产党掌权前的银元，3.7 亿元现金和债券。根据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转发做参考的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全国红卫兵共没收了 118.8 万两(约 6.5 吨)黄金，文件表扬他们“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文革后，上海成立了“没收物资分类局”，以落实官方政策，把有关物品还给失主，但是许多财产可能已经消失了。一位红卫兵领袖当时宣称，周恩来同意红卫兵用没收的财物“来支付他们”在开展文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费用。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那些有幸认为自己躲过此劫的人在惊慌不安地旁观着。一位在上海东方药房实验室工作的老技师在其 1966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情况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还在发展，如抄家，先是资本家地主然后发展到干部家及在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目前还有所发展，工厂企业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破四旧”而去，但有人混水摸鱼，乘机打击，谨防扒手，有坏的，乘机动手动脚侮辱妇女。还有人在马路上脱裤子，脱衣裳，剪头发，脱鞋子，全部书刊交出来，滚蛋。
无疑，他表达出了无数中国人的感受，他吐露了衷肠：“红卫兵具体任务我也说不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红卫兵对于那些显然是处在资产阶级地位的人士毫无尊重之意思。8 月 29 日晚，北大红卫兵闯入并破坏了章士钊的家，年过八旬的章曾经当过记者、教育家、官员，45 年前资助过新生的共产党，毛对此一直心存感激；事实上，1963 年，毛在庆祝自己 70 寿辰时，邀请的几个人当中就有章。章于是直接向主席抱怨，在毛的催促之下，周恩来才有可能下令对一批党外高层人士的居所进行保护 ，特别是对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转移到解放军 301 医院进行更好的保护。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13/mao_last_revolution_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