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9-10-2012
編按：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回憶過往，一路走來，如何練就獨立思想和批判思考？書中自他的第一次演講和第一張大字報談起，既述他自少年時代萌生的維權意識，也述他在北大這「精神聖土」所見的、所參與的學潮始末。今天先刊載王丹的少年經歷，看看他在「共青團」的生活……
早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就參加了學校的學生文學社團「百草園文學社」，社長林如海是同年級一班的同學，才華橫溢，寫的小說在西城區幾所中學中流傳。出於對詩歌的共同愛好，我們發起編輯出版詩歌刊物，取名《詩苑》，林如海與我擔任主編，編輯中包括周亦工、麥紅、劉潔、郝慧若等同學。從此開始了我長期的編輯文學或者時事刊物的歷程，一直延續到現在。
高二分班以後，上述這些同學都匯集到了同一個班級──文科班，我們之間相互思想激蕩，對周圍的世界和生活進行了不同層面的討論和參與。除了年級性的《詩苑》之外，我們還在班裏辦起了思想性的小報《求索》。今天回想起來，很多事情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但卻充滿了熱情和無畏。當時我曾經跟另一名同學聯署，給初中母校新街口中學寫了篇三千字的教育體制改革建議，一共有七條，分別來自對於外校經驗的借鑑。
在高中時代辦的學生報
高二開始，我活動的範圍擴大到四十一中以外，聯合西城區的其他幾所中學：十三中、八中、一五九中、七十七中、五十六中我所認識的一些同學，共同創辦了文學刊物《紫雲英》，我擔任主編。為了擴大刊物的影響，我們幾個不同校的同學一起跨區行動，聯絡了東城區學通社的同學，也曾經去《北京青年報》編輯部尋求支持。除此之外，我還擔任西城區中學生聯合會會刊《學聯報》的記者，至今還留覑頗為正式的記者證。說起來我也算是一個相當資深的媒體人了。
除了課外活動之外，我開始大量投稿，追逐寫作的夢想。值得記錄的是，一九八五年廣東辦的《歷史大觀園》月刊發表了我撰寫關於清末地方大員岑春鬉的軼事文章。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全國發行的正式刊物上發表文章，從此揭開了漫長的寫作生涯。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是《歷史大觀園》是一份非常正規的歷史普及性專業刊物，在全國有一定的發行量，作為一個高二學生，能在這樣的刊物發表作品，不僅老師和同學刮目相看，我自己也頗為洋洋自得。記得當時雜誌的編輯還專門寫信來鼓勵我這個他們年紀最小的作者，希望我以後報考中山大學歷史系。當然，我也收到了平生第一次的稿費，興奮之餘慷慨大方地幾乎傾囊而出，給家人買禮物，還請同學吃飯，最後的開銷應當是大於收入，使我那時候就深深地認識到，靠寫作，是很難生活的啊。當時我以為從此我就可以躋身作家的行列，於是更加積極地投稿，不過之後大多就都石沉大海了，這也證明了當一個青年寫作者，尋找發表途徑還是很不容易的。
回顧自己的過去，認真的開始進行思考，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應當是從高二開始的。而這個起步，就充滿了一個標記：熱情。這當然跟時代的氣氛有一定的關係，也跟我們從小接受的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教育有關係。我很早就決心，不要過那種庸庸碌碌的一生，這也算是一種英雄情結吧。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我在日記中的記述頗有代表性：「生活要火熱，我一直抱定這個信念。如果一個人的一輩子平平淡淡地度過，除了為自己打算以外別無考慮，也不關心別的什麼事，最後在追悼曲中離開世間。這種生活固然安逸平穩，但簡直毫無意義，白到世界上來一遭。人的價值就在於他為社會、為人類做出的貢獻的多少。在世上留下錢財無用，但留下貢獻可以澤被後世，這該多有貢獻。
王丹曾是共青團
「我的一輩子不求平穩安寧，不求閒逸舒適，只願生活得富有活力和火熱。」這是一個十七歲少年的心聲。今天看起來也許幼稚，但是我覺得彌足珍貴。我至今仍認為，如果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就開始世事洞明，安於現狀，這是很可悲的。
可以作為上述這段話佐證的，是那時我給自己確定的座右銘。那是蘇聯革命文學經典著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中，主角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可能燃燒、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願意燃燒起來。」我還請同學用毛筆寫了貼在書桌旁邊的牆上。這是一句我們這一代和上一代人耳熟能詳的紅色名言，足證紅色經典文化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好幾年之後還是有一定影響力。
然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因為非常偶然的機遇看到的一本書，讓我的思想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就坐落在教學樓的一樓，閱覽室裏因為室外的濃蔭而顯得有些昏暗。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圖書館，裏外兩間，外間是報刊閱覽室，裏間是書籍庫房。總是有一位衣著樸素的老師坐在一張簡陋的木桌後面，淡黃的桌面滿是刻痕，桌上的雜物，無非也就是借書證、膠水、剪刀之類，感覺起來卻散發出與眾不同的味道。愈往庫房裏面走，更加不同的味道愈是濃郁，似乎都是時間灰塵的氣息。庫房裏面的格局很小，呈對稱的雙排排列，書也擠得很滿，甚至於抽下一本都很費勁。由於缺乏打理，書架上和書上的灰塵總是很重，仰頭去看書架上的索引時，一不留神就會打噴嚏。這樣一個簡陋的圖書館，對於正好處於懵懂狀態，對知識一知半解又如飢似渴的我們來說，就是外面的世界。就在這些灰塵密佈的書架上，有一次，我找到一本書：《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
「要投入到共產主義的事業中」
話說當時，我在高中的政治面目簡直就是「極左」。我是班級的共青團支部書記，學校的校團委委員，用句現在的時髦話語，我是典型的「團派」。日記中某一頁上，我還曾經恬不知恥地寫覑「要投入到共產主義的事業中」，現在看起來真是不堪回首。可是那本《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完全改變了我。
我那時還不是很清楚「持不同政見者」──這個後來成為我的著名標籤及頭銜──的含義，只是覺得很好奇，就借回家閱讀。這是蘇聯異議人士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和麥德維傑夫（Roy Medvedev）等人撰寫的批評蘇共文章的結集。「文革」後期，中國官方組織出版了一套僅供黨內一定級別幹部閱讀的書籍，其中很多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內部反對蘇聯共產黨的論文和著作，主要是供高級幹部參考用的，因為封皮一律是白色或者黃色的，所以統稱為「白皮書」或「黃皮書」。雖然是內部叢書，但是時間久了也就慢慢流傳到了社會上。「文革」結束之後，民間也到處可以看到這些書了。不過為何一個中學的圖書館也會購進這樣的書，這是我至今仍覺得不可思議的。
這本書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那些作者在書中列舉的事實，比如斯大林主持的肅反，比如蘇共宣傳對人民的愚弄等，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另一面，受到很大的震撼，同時對於自己過去所接受的信息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我第一次看到原來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宣傳之外還有完全不同的論述。那些離經叛道的觀點在天生逆反的少年心中能夠引發的震蕩，如同精神上的脫胎換骨。從此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周圍的政治圖騰，也從此走上了另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
一本書影響一生
獨立思考的第一步一旦邁出，思想必將逐漸獲得解放。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安徽、北京、上海等地相繼發生學潮，之後胡耀邦下台，當局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些社會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經開始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方勵之等人的言論，更加深化了我對現實的批判性認識。
因為受到這些啟蒙的影響，我對於自己在團內的工作也有了新的想法。高三上半年，我帶領校團委另一名學生團幹部組織了一次問卷調查。主要是調查中學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否還有信仰。我曾經把這個計劃報告給團委馮老師，但是遭到反對，馮老師認為我這是無事生非。但是那時候我的內心已經開始有了叛逆的種子。不管學校的反對，我還是自行向西城區附近幾所學校的團員發出了問卷，回收的結果令人震驚也富有啟發意義，那就是大部分團員表示對共產主義並不理解、也不信仰。這份問卷回收之後，我交給校團委，馮老師大怒，對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學校黨委也被驚動，專門派副書記找我談話，他們怎麼也想不到，在他們印象中，那個最聽話、最積極配合學校工作一心要求入黨的好學生，為什麼做出這樣的異端行為。
他們不知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已經決定，與過去的思想，與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分道揚鑣；而那時我也不知道，我會在這條路上愈走愈遠，一直走到今天。而這個轉變，居然是從一本書開始的。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那本書裏每篇文章的具體內容了，但是它帶給我思想解放上的意義，則是里程碑式的，那種衝擊我至今記憶猶新。我希望以後還能找到這本書，以作為一種紀念，提醒自己曾經如何在思想的歧路上徘徊。
如果沒有那個圖書館，如果那個圖書館中沒有那本《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也許，今天我就是中共的接班人了。
（我開玩笑的啦！而且，阿彌陀佛，幸虧沒有！）
（標題為編輯所擬）
書名﹕王丹回憶錄
作者﹕王丹
出版﹕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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