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老家房屋被強拆而給山東濰坊市市長寫公開信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王進文在微博上稱，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徐景顏正在清華法學院讀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學，但同學們從未見過徐。隨後，清華法學院回應稱，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徐景顏確實是清華法學院在讀博士生，但他並非是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論文博士生。此外，百名在職學生在武漢理工大學涉嫌造假獲取碩士學位，部分人已官至局級的新聞，也進一步暴露出中國教育界那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交易了。
以政治為業者的不務正業
據媒體調查，一些國家部委領跑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佔總人數一半左右。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紀寶成在2009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開幕式上稱：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他擔憂學術權力市場化，各式各樣的博士學位開始氾濫。而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進一步透露，相當數量的官員讀博士，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文憑。在入學考試、課程學習、學術論文寫作、論文答辯等諸多環節，一些官員都是靠各種聰明手段來實現的。此外，在前兩三年唐駿爆出假學歷之時，網友甚至翻出了一份名為《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工商管理博士班學員通訊錄》的名單，名單上有數十人，大多在國內的國家部委、企業、研究機構、媒介等領域擔任要職。這說明，唐駿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我們這個社會裡還有更多的唐駿們在各個角落潛伏著。
越來越多的官員要碩士博士學位、學者要行政級別、企業老總要博士、教授頭銜，但是這些人真正需要具備的與他們要追求的東西，越來越開始了分道揚鑣，讓本來風牛馬不相及事務，開始亂燉一鍋起來，正如企業家並不滿足真正值得驕傲的創造財富的能力，卻總要傍上來歷不明的光鮮頭銜；學者水準應該以學術成就為衡量標準，現在卻變成了級別高低來一決高下了。政界、商界、知識界，一起走向自我價值與追求背離面。
就目前來說，讀博士好像變成很多人獲取文化資本的管道，博士變成了「搏仕」，純粹為了科研與學術而讀博的人鳳毛麟角。還有的就是一些官員或者老闆，將博士頭銜作為炫耀的資本，或者為仕途添加籌碼，總之，讀博士的動機很大一部分出於功利化的驅使，與學術科研八竿子打不著了。
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其著名的演講《以政治為業》中論述到：有三種前提性的素質，對於政治家是決定性的：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政治家每時每刻都要在內心征服一個十分無聊，卻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敵人：一種十分庸俗的虛榮，它是對事業採取不脫離現實的一切獻身行為的死敵……。政治家的工作，離不開追求權力這個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說的那樣，權力本能，屬於他的正常品質。但是，這種追求權力的行為，一旦不再具有客觀性，不是忘我地效力於事業，而變為純屬個人的自我陶醉，他便開始對自己職業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過。在政治領域裡，致命的罪過說到底只有兩種缺乏客觀性和無責任心，這兩者雖不總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虛榮心，個人盡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強烈地誘惑著政治家犯下這兩種過失。除卻赤裸裸的博士，一定程度上，博士學位受熱捧，也於這種虛榮心有著密切關聯。
高校降格與知識份子的背叛
很多高校長期以來對於各級官員回爐貼金的行為是敞開懷抱，級別越高越受歡迎，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作為當前完全被行政化的鏈條的一部分，大學與行政之間，便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儘管如此，人們依然對高校懷著美好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憧憬，因此，當公眾看到高校淪為了官員與其他權貴人士的文化煉金術貼金大熔爐，必然是憤慨難當。但憤慨歸憤慨，卻也只能成為一個深入骨髓無力扭轉的哀愁了。
最近些年來，人們對於北大清華等中國原本算是招牌大學嗤之以鼻，便是高校校格急劇下墜的生動注腳。最典型的譬如，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特刊的那張令人記憶猶新的封面海報，圖畫裡的清華門上排滿前、現任高官與領導，還嚴格地以職務高低排序的，而清華百年來本引以為榮已經進入歷史的大學者大家們，只能被安排在領導們的下方。
這雖然只是一個小插曲，但管中窺豹，學校的自我降格到了很重程度，可見一斑。如此之下，現在中國的大學，雖然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升至世界第一，但由於這些博士的來頭或者其真正的意圖，讓其中的大部分者成為濫竽充數者。與歐美各大學的寬進嚴出博士培養機制相比，我國的博士培養基本上已經變成寬進寬出了，不倫不類的論文博士即為登峰造極之典型。這樣迥然不同的進出機制，就導致了迥然不同的人才產出，各種沽名釣譽的人最後都能順利拿到學位，於是這樣的博士大國，其價值貶值就成了必然。
按理說，博士這個原本大學象牙塔裡最為頂端的群體，是抽象的知識份子的具體化對象，他們應該是深居簡出，專注於學術或者熱衷科研，甚至被視為書呆子都毫不在意的一群人，現如今卻經常成為公眾輿論的旋渦中心，這值得我們深思。按照韋伯在另外一篇演講《以學術為業》的意思，以學術為業的業，很像《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闡釋，並不僅僅是職業的業，更多的是具有了天職的結果和表現，會選擇以將自己的信仰與精神追求獻祭給了他們所信奉的知識與學術。而無疑的是，當下高校還仍然純粹以地以學術為業的知識份子，已經少之又少了，人們正目視著一個個知識份子的背叛，當然，這些知識分子或者說僅僅是一個披著博士袍的粗俗之人，需要靠著其點綴與貼金的虛榮之政客罷了。
不過，從發展教育的角度說，教育是一個民族發展和振興最根本的事業，而高端教育則直接是國家之間真刀真槍比試的武器，博士人才必須作為一個國家科研與學術的頂尖與核心力量，為國家的創新與發展創造價值，而不是為官場培養生力軍。但是我們現在依靠這樣一些高端人才，拿什麼和那些擁有嚴格博士教育機制的國家競爭呢？國家間科技與文化競爭力的比賽還沒開始比試，我們就已經在起跑線上遠遠落後了。
權力與知識間的媾和與交易
官員以權力謀學位，學校以學位謀資源、學者以資源謀利益，這是注水文憑氾濫背後更為可怕的事情——權力與知識間媾和，實現了權學交易，各取所需，狼狽為奸。
在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在官場之外，其實還有著中國龐大的官員群體在高校現象。據2009年統計發現，教育部評出的第五屆國家高等學校教學名師100位獲獎者中，擔任黨委書記、校長、院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職務的，佔到九成，還有人身兼幾種職務。不帶任何官職的一線教師僅有10人左右。
如果將這二者結合一起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行政體系的高學歷化，和學術教育領域的行政化，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學教師開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學品質，學術權力現在行政化嚴峻。
這本質上就是一種錯位。雖然，從短期來看，這種權力與知識的媾和與交易，也帶來了一些的社會效應，因為行政體系的高學歷化，給政治文明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時學術教育領域的行政化，讓知識精英有了更多的管道參與公共領域。但從長遠看，只會帶來後患無窮的弊端，因為這不僅會讓學者的獨立性喪失，還造成一種政界的錯誤導向，把學歷與能力等同，產生了高學歷幻象，並且讓很多官員對於這種幻象的趨之若鶩。
這時，就必須明確分辨官員的行政和學者的學術之間的本質區別了。行政的職責是完成社會公共服務，而學術的任務助推社會建設與進步，二者的職能不同決定了二者不能相交，當然，高學歷的行政人員，是有助於社會服務品質的改善和提升，但這之間的關係不是充要的，也就是說，社會服務的提升，並不一定只能提高行政人員的學歷，制度制約、基層實踐、從政職業素養等，才是更重要的。
從這個角度看，過份地強調行政的高學歷，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否則培養那麼多的智囊、科研和學術人才，有何意義？還有，行政人員特別是級別高的，他們在獲取這個受教育的能力上，遠遠強於普通人，所以在有限的社會教育資源下，必然會佔去其他人的受教育機會。而學術的行政化，最嚴重的後果將是導致學術有可能成為政治的附庸。必須警惕權力資本和學術資本的之間的惡性串換。如果這種情況大面積地發生，那麼，社會將愈加分割成條塊狀的群體分層，將是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利益抱團，強強聯合，這種危害性，現在基本有了共識：將導致社會公平和正義被破壞的後果。
刊《社會學家茶座》總第四十四期2012年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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