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9-2012
這樣想也許很天真﹕理想的政治環境應該是有一些政治家，各自有不同的政綱和願景，然後就雙方的政治藍圖辯論，討論是建基於理據，讓社會在辯駁中改良前進。
這個圖象，無疑和近日立法會選舉論壇的場面相距甚遠。我不大能想起，到底有哪一位候選人曾經建立過自己的願景，「你想個社會點？」，我們只知道誰想打倒誰，誰是誰的仇家和敵人，卻不知道這些人心目中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是怎樣，不知道他們支持什麼市場政策、希望建立怎樣的民主文化、有沒有時間表和用什麼策略等。
這種現象姑且稱之為「否定政治」，主導各黨派的行為。
當然，揭露對手的不濟或指出某些人對文明社會有潛在威脅，也是政治辯論的重要一環，但如果政治審議當中只有這些，那選民面對的，就是選擇你更憎恨誰的遊戲；當台上每個人都在宣告此路不通，那路不通，更加要問的問題也許是路在何方；我們要避免走錯路，但這不應該伴隨我們不知道不討論要往哪裏去的困局。筆者希望以後的選舉當中，能夠有更多從政者追尋「希望政治」，以願景先行於攻擊，勇於拋出新概念以燃點公民社會的討論，而非停留於「否定政治」之中。
尊重民主審議的理性文化
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種尊重民主審議的理性文化支撐，北望俄羅斯、南望新加坡，不難發現沒有民主風氣的選舉制度會變成如何的紙上談兵。這不是說制度的建立不重要，制度和文化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民主制度本身會提供人們學習理性審議的機會，從而自我完善。這裏只是希望指出香港當下最缺乏的是對民主制度的渴求和尊重，這種稀缺令民主路舉步維艱﹕我們有言論自由，但居然仍在討論普選包不包括一人一票、愛國是否愛黨，而提出這種說法的政黨派別，仍能獨攬至少四成選票。
民眾的覺醒，通常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概可以稱之為「充權」，即幫助原本政治冷感的民眾建立一種對社會的關心、批判式的自覺（註一），不把希望寄託於個別領袖或權威，知道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自己，明白公平正義需要每一個人挺身捍衛，每一個人的聲音都重要，即使有不同的意見，面對巨大不公平亦不應保持一種懷疑的冷漠，而是發聲去參與和改變它。
難仇恨他者消滅內心的惡
以往曾聽一些在中國大陸從事民主運動的人說過，在中國搞人權、民運雖然艱苦，但有一個好處，就是目標分明，大家都知道「大魔王」是誰，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高牆太過巨大，完全掩過了其他的矛盾；但在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社會，「敵人」反而沒有那麼分明，我們反對的東西，例如不民主的制度、不合理的土地結構，其生命力植根於香港人的心中﹕是因為香港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擁護它們，再加上大多數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才令他們得以續存。所以香港的抗爭，其實是我們作為一個整體自己對抗自己心中的惡的抗爭。
面對「否定政治」的崛起，我有一個相當的憂慮，我們似乎很難透過仇恨他者來消滅自己內心的惡，更大的憂慮是仇恨會蒙蔽我們，讓我們有更多的理由把打擊面的擴大合理化，而忽視對出路的尋找。
香港近年政治敗壞，社會不安，逼使我們調動最大的危機感，尋找看上去最直接的方法以抗衡危險的梁振英政府。期望反抗軍的出現，成為愈來愈多人選擇言行激進路線的底因。我無意批判激進路線，激進可以是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視乎其內容而定，譬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兩個賣相激進的政黨，本質就非常不同。而激進在當下的社會也許是必須的。問題在於激進背後必須連結着充權，而不應停留在「你信我啦，我幫你X爆班衰人」，然後由領袖決定攻擊誰的層面上。
政治能由希望和願景出發
我不是反對激進，我反對的是一種由上至下，由領袖指揮如何抗爭、抗爭誰的政治文化，因為這種文化和「充權」的理念背道而馳；我更反對的，是令這種政治文化更加劣質的虛無，除了否定甲黨乙黨這種敵我判別之外，政黨政治應該有更堅實的政治經濟立場，例如對土地政策的看法、對稅制的意見、爭取民主應該走純民間路線，還是學習南非、南韓等地的經驗和建制內的開明派合作；民主團體的社區工作又應該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式、穆斯林兄弟會式、民進黨式，還是有其他出路。長遠而言，政黨政治也不應脫離更抽象的意識形態討論，例如貴黨姓資姓社，或是信奉第三條道路等。
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才是政治原本應有的目的。無疑，搞政治不可能避免下判斷（註二），有時候我們難以細想太多，必須在關鍵時刻行動。但格於形勢的政治判斷永遠不可能先行於理性討論，否則政治可以變得很危險和很困窘，政黨政治的內容空洞會讓敵我判別失去依仗，詮釋空間如此之大，敵人自然不斷增生。很難相信，這種模式的政黨政治會為香港帶來出路，筆者衷心希望，政治能由希望和願景出發，從新上路，讓大多數人明白理性參與政治的重要，站到公平正義這一邊。
爭取公平正義不靠少數人
聽說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曾被大學生包圍追問他如何確保捷克的民主自由，他的回答是靠大家，靠這天一起包圍他的大家。寫這篇文章的長夜，在香港政府總部外有一班少年餐風露宿，他們希望守護我們的下一代，不少成年人說對他們寄予厚望，我想起被包圍的杜布切克。對此，他們當中的黃之鋒曾回應過﹕「說實話，一直以來也很討厭人家吹捧『香港未來靠你啦』……如果『香港未來靠晒我』，如果你將對社會民主發展的期望推晒去一個人身上，我保證香港一定玩完……」這是一個美麗的答案。他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卻不是神聖的東方紅，他們，是如你和我一樣的個體，感到不平應鳴的個體，如果你認同這班年輕人，請別讓他們在掌聲中感到孤立，爭取公平正義不是靠少數人，而需要每一個人的堅持，我想，到新政府總部去，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個圖象，無疑和近日立法會選舉論壇的場面相距甚遠。我不大能想起，到底有哪一位候選人曾經建立過自己的願景，「你想個社會點？」，我們只知道誰想打倒誰，誰是誰的仇家和敵人，卻不知道這些人心目中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是怎樣，不知道他們支持什麼市場政策、希望建立怎樣的民主文化、有沒有時間表和用什麼策略等。
這種現象姑且稱之為「否定政治」，主導各黨派的行為。
當然，揭露對手的不濟或指出某些人對文明社會有潛在威脅，也是政治辯論的重要一環，但如果政治審議當中只有這些，那選民面對的，就是選擇你更憎恨誰的遊戲；當台上每個人都在宣告此路不通，那路不通，更加要問的問題也許是路在何方；我們要避免走錯路，但這不應該伴隨我們不知道不討論要往哪裏去的困局。筆者希望以後的選舉當中，能夠有更多從政者追尋「希望政治」，以願景先行於攻擊，勇於拋出新概念以燃點公民社會的討論，而非停留於「否定政治」之中。
尊重民主審議的理性文化
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種尊重民主審議的理性文化支撐，北望俄羅斯、南望新加坡，不難發現沒有民主風氣的選舉制度會變成如何的紙上談兵。這不是說制度的建立不重要，制度和文化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民主制度本身會提供人們學習理性審議的機會，從而自我完善。這裏只是希望指出香港當下最缺乏的是對民主制度的渴求和尊重，這種稀缺令民主路舉步維艱﹕我們有言論自由，但居然仍在討論普選包不包括一人一票、愛國是否愛黨，而提出這種說法的政黨派別，仍能獨攬至少四成選票。
民眾的覺醒，通常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概可以稱之為「充權」，即幫助原本政治冷感的民眾建立一種對社會的關心、批判式的自覺（註一），不把希望寄託於個別領袖或權威，知道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自己，明白公平正義需要每一個人挺身捍衛，每一個人的聲音都重要，即使有不同的意見，面對巨大不公平亦不應保持一種懷疑的冷漠，而是發聲去參與和改變它。
難仇恨他者消滅內心的惡
以往曾聽一些在中國大陸從事民主運動的人說過，在中國搞人權、民運雖然艱苦，但有一個好處，就是目標分明，大家都知道「大魔王」是誰，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高牆太過巨大，完全掩過了其他的矛盾；但在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社會，「敵人」反而沒有那麼分明，我們反對的東西，例如不民主的制度、不合理的土地結構，其生命力植根於香港人的心中﹕是因為香港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擁護它們，再加上大多數人事不關己的冷漠，才令他們得以續存。所以香港的抗爭，其實是我們作為一個整體自己對抗自己心中的惡的抗爭。
面對「否定政治」的崛起，我有一個相當的憂慮，我們似乎很難透過仇恨他者來消滅自己內心的惡，更大的憂慮是仇恨會蒙蔽我們，讓我們有更多的理由把打擊面的擴大合理化，而忽視對出路的尋找。
香港近年政治敗壞，社會不安，逼使我們調動最大的危機感，尋找看上去最直接的方法以抗衡危險的梁振英政府。期望反抗軍的出現，成為愈來愈多人選擇言行激進路線的底因。我無意批判激進路線，激進可以是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視乎其內容而定，譬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兩個賣相激進的政黨，本質就非常不同。而激進在當下的社會也許是必須的。問題在於激進背後必須連結着充權，而不應停留在「你信我啦，我幫你X爆班衰人」，然後由領袖決定攻擊誰的層面上。
政治能由希望和願景出發
我不是反對激進，我反對的是一種由上至下，由領袖指揮如何抗爭、抗爭誰的政治文化，因為這種文化和「充權」的理念背道而馳；我更反對的，是令這種政治文化更加劣質的虛無，除了否定甲黨乙黨這種敵我判別之外，政黨政治應該有更堅實的政治經濟立場，例如對土地政策的看法、對稅制的意見、爭取民主應該走純民間路線，還是學習南非、南韓等地的經驗和建制內的開明派合作；民主團體的社區工作又應該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式、穆斯林兄弟會式、民進黨式，還是有其他出路。長遠而言，政黨政治也不應脫離更抽象的意識形態討論，例如貴黨姓資姓社，或是信奉第三條道路等。
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才是政治原本應有的目的。無疑，搞政治不可能避免下判斷（註二），有時候我們難以細想太多，必須在關鍵時刻行動。但格於形勢的政治判斷永遠不可能先行於理性討論，否則政治可以變得很危險和很困窘，政黨政治的內容空洞會讓敵我判別失去依仗，詮釋空間如此之大，敵人自然不斷增生。很難相信，這種模式的政黨政治會為香港帶來出路，筆者衷心希望，政治能由希望和願景出發，從新上路，讓大多數人明白理性參與政治的重要，站到公平正義這一邊。
爭取公平正義不靠少數人
聽說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曾被大學生包圍追問他如何確保捷克的民主自由，他的回答是靠大家，靠這天一起包圍他的大家。寫這篇文章的長夜，在香港政府總部外有一班少年餐風露宿，他們希望守護我們的下一代，不少成年人說對他們寄予厚望，我想起被包圍的杜布切克。對此，他們當中的黃之鋒曾回應過﹕「說實話，一直以來也很討厭人家吹捧『香港未來靠你啦』……如果『香港未來靠晒我』，如果你將對社會民主發展的期望推晒去一個人身上，我保證香港一定玩完……」這是一個美麗的答案。他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卻不是神聖的東方紅，他們，是如你和我一樣的個體，感到不平應鳴的個體，如果你認同這班年輕人，請別讓他們在掌聲中感到孤立，爭取公平正義不是靠少數人，而需要每一個人的堅持，我想，到新政府總部去，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註一﹕可參考一些批判性教學的著作，如﹕Freire, Paulo.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註二﹕關於這點，可參考德國法學家施密特的說法，見﹕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George D. Schwab,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Expanded edition 2006,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racy B. Strong). Original publication: 1927, 2nd edn. 1932.
註二﹕關於這點，可參考德國法學家施密特的說法，見﹕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George D. Schwab,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Expanded edition 2006,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racy B. Strong). Original publication: 1927, 2nd edn.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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