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調宣稱重返亞洲，名義上是為了威懾中國的崛起對亞洲既有秩序可能產生的威脅，從而維持亞洲秩序，但結果則剛好相反。美國宣布重返沒有多少時間，亞洲秩序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並且不是變得更穩定了，而是出現失序的趨勢。近來亞洲各國急速崛起的民族主義，和美國重返亞洲所導致的中美關係結構性的變化不無關聯。
亞洲比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之前更穩定了嗎？顯然不是。美國力量在亞洲根深蒂固。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一直在經營其和亞洲國家的關係，和亞洲一些國家結成了各種聯盟關係。較之中國，美國和亞洲國家關係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戰給中國和亞洲國家的關係留下的遺產是負面的。當時中國想在一些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亞細安）推行革命意識形態，和這些國家處於對立狀態。只有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開始和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在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之前，中美兩國和平相處得很好。但為什麼美國一旦宣布意在平衡中國的重返亞洲計劃之後，亞洲局勢就劇變呢？
在美國宣布其新戰略之前，中國和亞洲各國一直處於一個互相調適的階段。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各國采取現實主義的務實外交政策，把中國的經濟崛起視為一個機會，調整自己和中國的關係。同時，中國也把和亞洲國家關係的重心放在經貿關係上，低調處理戰略關係，而在政治上承認東盟國家的領導地位。正是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這種互相調適，雙方關係才獲得了快速的進展，並通過各種區域的和國際的、雙邊的和多邊的途徑使得雙方關係趨於制度化。最明顯的表現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中國東盟之間其它種種10+1機制的產生和發展。
同時，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也推動著東北亞其它兩國，即日本、韓國和東盟之間的關係，及其東北亞三國之間的關係。中國和東盟關係的發展對日本和韓國構成了壓力。於是乎，這兩國也加速了和中國的競爭，各自發展和深化和東盟國家的關係，形成了它們各自和東盟的10+1機制。更為重要的是，東盟也成為東北亞三國的定期互動的平台。此外，三國之間也在互相調適，尤其是在經貿方面努力提升制度化水平。
有西方學者早就注意到，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盡管迅速崛起，但亞洲則維持了和平。這似乎已經在打破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政治悲劇，即新崛起的國家必然挑戰現存大國，改變現存秩序。的確，很難想像如果中國的崛起走的是當年德國、日本和蘇聯的道路，亞洲還能維持和平的局面。亞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理性選擇和互相調適的結果。中國的大戰略選擇是重經貿、輕軍事。
其實美國本身在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互相調適過程中，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美國和亞洲國家關係的高度制度化，亞洲國家在考慮發展和中國的關係時，必須考慮到和美國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它們在和中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的同時，繼續發展和深化和美國的戰略關係。在經濟方面，亞洲各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龍出口導向的經濟體，本來就高度依賴美國和西方市場。但隨著美國市場的萎縮和中國市場的擴張，情況有了巨大的變化。這方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有些關聯，但不是主要的。和美國相比較，唯一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國有企業來推進和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不過，這個不是重要的因素，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困難重重，在一些方面對中國外交反而是負面的。美國強大的私營部門並不面臨這樣的問題。
即使是中國本身，在發展和亞洲國家的關係時也考慮到了美國的因素。中國深知美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深厚關係，因此並不和美國爭搶所謂的領導權，一直主張東盟國家的領導地位。中國也並不因為亞洲一些國家和美國的高度戰略關係，而拒絕和這些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就是說，中國和這些國家的經貿關係是無條件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身的外交行為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在很多領域，從傳統恪守單邊主義轉向發展多邊主義。經濟領域，中國已經完全接受了多邊主義。即使在敏感的戰略領域，中國盡管顯得保守，但並不拒絕多邊主義，明顯表現在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的進展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從來沒有制定自己版本的門羅宣言，就是說要把美國力量擠出亞洲。恰恰相反，中國一直在調整自己，容納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在政策話語方面，中國從早期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發展）到近來的新型大國關係都是為了容納美國。在安全戰略層面，中國也有相當的努力。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近年來已經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對島礁的主權爭議區分開來，承認美國等國家在海上航道安全方面的利益。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亞洲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不是現實的，而是認知上的。也就是說，美國主要是恐懼於中國最終會把其擠出亞洲，從而使得中國實現其自己版本的門羅宣言。美國的這種認知是如何形成的？這需要深入的研究。很多因素都在發生作用，這裡既包括國際關係文獻中所說的結構性無政府主義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也包括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互相信任的缺失等其它因素。
官方話語變得無效
隨著中國和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的深化，一些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在早期，也就是中國仍然是一個資本短缺的經濟體時，中國比較依賴這些經濟體的資本和技術。但當中國在短短的30年間轉型成為資本過剩的國家，並且其資本開始走出去的時候，這些國家就開始有了很不相同的想法。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很多經濟體開始對中國產生依賴，尤其是在經貿方面。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從日本、韓國到東盟國家，在和中國的貿易中一直處於順差。盡管這表明它們從中國的經濟崛起中獲取了不少的利益，但同時也說明了這些經濟體對中國的依賴。第二，與此相關的是這些國家開始考慮經濟和戰略之間的平衡問題，就是說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從長遠來說是否能夠持續的問題。一些國家開始憂慮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一旦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變得不可扭轉，是否會促使中國重新回到傳統版本的朝貢體系，即中國確立其主導地位。
美國和亞洲國家的中國認知的變化也有中國方面的原因。盡管中國的高層一直在堅持韜光養晦的和平崛起戰略，但其它方方面面的變化使得這個官方話語變得無效。第一，執行層的問題。中層官僚階層的外交行為，開始表露出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味道。中國周邊多是小國，自然對中國官員的態度十分敏感。中國一些地方、國有企業等官員，甚至外交官員，在和小國打交道時，缺少小國意識，缺失足夠的專業主義精神，使得小國家錯誤地感覺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第二，中國的外交在中央層面呈現多元角色，往往缺少協調，一些非外交部門經常取代外交部門，發表涉及到重大國際問題的言論，並且表現為聳人聽聞。第三，中國也經常為周邊國家問題尤其是朝鮮問題所拖累。亞洲國家往往認為中國應當對朝鮮的不負責的國際行為負責。第四，民間聲音和話語的激進化，民族主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盡管中國民間也有理性的聲音，但無論是本國媒體還是外國媒體，經常張揚那些極其非理性的聲音，從而給亞洲國家造成一個很負面的印像，好像全中國都是毫無理性的民族主義者。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美國宣布重返亞洲。美國重返亞洲是如何影響著亞洲秩序呢？這裡包括中美關係、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和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首先，重返亞洲改變甚至中斷了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互相調適。盡管美國重返亞洲到目前為止更多的是表現在言語上而非行動上，但這足以改變一些亞洲國家對美國的期望值。一些國家以為美國會像往日那樣（冷戰時期）投入大規模的力量來應對中國，形成類似美國和蘇聯那樣的對立，從而想提前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這尤其表現在那些和中國有海上領土主權糾紛的國家。很顯然，這些國家的選擇也趨向於迫使中國中斷繼續向這些國家調適的努力。盡管中國的選擇到目前為止還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礙中國和這些國家關係的發展和深化。
美在亞太區引入戰略競爭
其次，美國重返亞洲正在改變亞洲國際關係的性質，即從重經濟、輕戰略轉向重戰略、輕經濟。這是由美國國家能力特徵決定的。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經濟面臨結構性轉型，其經濟實力大不如從前。但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的對外政策從來就是經濟和軍事平行進行，但現在經濟不行了，軍事便先行。就是說，美國重返亞洲是以軍事領先的。這就意味著美國在亞太地區引入了戰略競爭。這種變化也迫使中國開始把重點從原先的經濟層面轉移到軍事戰略層面。不難發現，這些年來，亞洲國家之間呈現出進行激烈的軍事競賽的局面。
重返亞洲更是影響著中美兩國關係。今天的中美關係表現為兩個層面，即雙邊關係和表現為結構特徵的中美關係。雙邊關係指的是中美兩國之間不涉及到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同時，中美關係又構成了亞太國際關係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中美兩國各自與亞洲其它國家的關係。多年來，中美兩國的雙邊關係已經變得非常密切，尤其是經濟、貿易和金融等方面，以至於美國一些學者把此稱為中美國。但美國戰略競爭的引入使得這兩個層面的中美關係都在發生變化，並且是互相感染。歷史經驗表明，經濟上的競爭更多的是良性的，但戰略上的競爭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一旦中美雙方進入戰略競爭，中美國就會不斷分離，兩國便不可避免會走上古希腊時代雅典和斯巴達式的競爭，或者冷戰時代美國和蘇聯式的競爭。其結果是可預測的。
也毋庸置疑，美國重返亞洲的根據是其所認知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美國的行為有其必然性。中國也很難改變其對自己的國家利益的認知。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可避免。但這並不是說，中美兩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如果美國重返亞洲是要平衡中國力量，中國也必須找到平衡美國力量的手段。這種手段便是和平的保障。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_9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