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投资公司倒了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镇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的交界处，被当地称为“金三角”。这里盛产煤炭，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神东集团）就位于此。
31 岁的金强(化名)是神东集团的一名井下工人。他2009年到煤矿打工，虽然月收入5000元，不过下井挖煤工作辛苦且危险、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已上小
学，全家生活依然不富裕。像当地的其他居民和矿工一样，金强曾经将致富的希望寄托于乌兰木伦镇最大的投资公司──鄂尔多斯昊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昊
达）。
尽管民间放贷风险颇高，然而昊达高额的利息着实吸引人：以100万元为例，3分月息计算，一年的收入就超过36万。
此外，昊达在投资者眼中的形象也颇佳。
事实上，乌兰木伦镇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超过20家，其中看起来实力最雄厚、宣传最靠谱的就属昊达。成立于2008年10月23日的昊达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隶属于鄂尔多斯市乌金煤业有限公司（下称乌金煤业）。
在昊达的办公地点，乌兰木伦镇的一栋不起眼的两层白色小楼里，本报记者看到墙上挂有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面载明经营范围为：对矿产资源开采业、煤炭业、路桥建筑业、旅游业、纺织业、商业、工业、文化娱乐业、餐饮服务业的投资。
昊达董事长为38岁的白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同时担任乌金煤业的董事长；昊达总经理为高源，是白昊的妻舅，原为神东集团下属的神东医院少儿分院副院长。
煤 矿，是白昊融资的一块金字招牌。昊达的宣传册如此描述：“公司在陕西、鄂尔多斯拥有多处大型露天煤矿，并在包头开设了专属大型储煤厂，储煤量达6万吨左
右”。有煤矿，也意味着昊达有支付利息的能力，也让民间中小放贷者感觉吃了定心丸。搞煤矿需要资金，而国有银行贷款困难，因此，民间融资得到了鄂尔多斯当
地政府有意无意的默许。
“刚开始都不敢放，后来看到正式成立了昊达，还有营业执照，正规的手续，大家才放心。出事前每天放款和结息的人络
绎不绝，比银行的人还多。”神东医院一位中层领导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2005年高源就以“外甥白昊有煤矿、电厂、酒店、地皮”为由在神东公司内部小范围
融资，2008年后公开向社会融资，2010年达到高峰。
在“金三角”之地，被债权人视为“实力雄厚”的昊达，其信誉远远超过其他融资对手。为了放贷给昊达，甚至还要托人找关系，其给出的3分月息回报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我 当时就用那辆车拉了1000多万现金，后备箱都塞满了。”债权人刘英（化名）称。刘英以2分或2.5分5的月息向下线融来资金，又以3分的月息分别给白昊
放贷1000多万。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上线向下线融资，乌兰木伦镇、柳塔镇以及神东矿区的民间资金像流水般不断汇入昊达。
据了解，昊达要求债权人尽量出借现金，规定最低借款金额是10万元，10万元至50万元的散户每三个月结一次息，50万元以上的大户一个月结一次息，借期满6个月可退出本金。
昊达也采用民间借贷普遍使用的“利滚利”模式，债权人可以选择将上次的利息计入下次的本金，重新填写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当地称“换条子”。
在借贷风潮下，金强成为放贷金字塔中最底端的一员。他放给白昊20万，其中自己的存款10万元左右，抵押了两年工资给中国建设银行乌兰木伦镇分行贷出约10万元。他采取的也是“换条子”的方式，希望有朝一日这20万赚回更多的钱，好让一家人能在县城买房居住。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10月18日，“苏叶女案”、“王福金案”爆发。昊达突然发布了“经我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暂停结利息，清退50万以下客户”的通知。“白昊案”由此爆发。
2011年12月10日，乌金煤业向债权人发送了董事长白昊签发的《关于下属公司债务清偿的方案及承诺》，解释“由于经济危机，加之部分债权人上访告状，导致我公司在银行征信丧失，无法正常贷款”。
一时间，急于抽出资金的众多债权人到昊达挤兑，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12月21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以经侦大队为主力共抽调80多人，成立了“白昊非法融资项目组”。
2012年2月29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禁毒大队队长、项目组取证小组组长高平告诉本报记者，昊达涉嫌非法融资23.18亿元，其中本金约17亿元，利息约6亿元；直接债权人数为2672人。董事长白昊、总经理高源和副总经理王福明已被“监视居住”。
昊达一夜崩塌不仅导致金强的买房梦变成了泡影，而且几乎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工资每个月都被银行扣掉了，常常向兄弟借钱。
因 借贷案而陷入贫穷的矿工不止金强一个。乌兰木伦镇到底有多少人放贷而如今又被套牢？仅仅在神东医院就可见一斑。“大家工作都做不好，人心不稳，没心情上班
了，每天都操心这个事，院长、书记等领导都放了款，他们也都急得要死，整个医院基本上处于瘫痪。”据神东医院一名医生统计，整个医院有200余人，至少有 50%参与放贷，其中放给白昊的就达80人，金额近1亿元。
自杀的潘多拉之盒
2011年9月，在白昊案爆发之前，鄂尔多斯就刮了起了一场金融风暴，人称“九月风潮”。据当地司法系统的一名不愿透露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早在“九月风潮”之前，2011年8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就很秘密的召开了一个会议，摸查了当地的民间借贷情况。
但 会议内容不知被何人以短信的形式泄露出去，顿时一份“黑名单”在社会上流传。“黑名单”将投资老板分为三类，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第一类是进
入崩盘的，如杜金梅、张刚敏、张刚慧等人，要求扣押其护照，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
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如王建平、王银河、白昊、赵军、马同春、张海霞、张光敏兄弟等7户，对其进行重点列管，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老板，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包括于晓红、刘明圃、白瑞平、唐东升、吉日噶拉、高俊亮、梁宜恒、刘建增、杨永9 户，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黑名单”引起的恐慌一发不可收拾，使鄂尔多斯市政府措手不及，人们争相要债撤资。“王福金就是被这
条短信逼死的。”和王福金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徐富（化名）说。王福金是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进入房地产前，曾担任鄂尔多斯中院经济
庭庭长和东胜区法院院长。
王福金的自杀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三线逼二线，二线逼一线，一线以死来结束债务，在过去的半年中，这样的故事接二连三地上演，鄂尔多斯人人心惶惶。
2011年11月，东胜区工商局事务中心主任刘永军在自己开办的公司上吊自杀身亡。东胜区工商局一副局长告诉本报记者，刘永军生前创办了一个公路建设公司，融资可能是其自杀的诱因，但自己并不掌握其融资数额。目前公安机关还未最终认定结果。
2012年2月21日13时许，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丁虎在东胜区富源小区北门外的一间临街铺面房内上吊自杀身亡。
康巴什新区司法局的一位司机和东胜区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丁虎为了入股房地产，融资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个多亿的资产无法变现，春节后就没到单位上班，最终被债主逼的上吊自杀。
“铁西区那么多空房子，你就不知道带上东西到里面住几天，谁找得到啊！”2012年2月下旬，苏叶女案的债权人许文兵（化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恰好妻子来电告急下线又在逼债，许文兵如此向妻子“献计”。
2012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全国政协的经济界小组讨论时表示，当前民间借贷经常遭遇事主跳楼、自杀等，是因为一些民间借贷的背后是复杂的官商勾结。
在“鄂式金融风暴”中，包括丁虎、王福金、刘永军在内的自杀者多有公务员经历。于是，“官员自杀”似乎成了当地民间借贷中官商勾结的佐证。
在鄂尔多斯有个传说，融资金额在4000万元以下的，公安机关不管。“鄂尔多斯这种事情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自首的话，岂不要再盖20个监狱？”融资2000万元的王军（化名）在下线被逼无奈下，前往东胜区经侦大队自首，接待民警如是回复。
鄂式融资：煤矿为幌的“诈骗”？
在接二连三的债务人死亡案件背后，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重重危机。
“在鄂尔多斯95%的人都在放贷，如果你没放贷说明你没钱。”从官员到农民，从律师到教师，家家户户都参与放贷。原铁西区区委副书记刘志华向本报记者坦承自己也“放了几十万”。
因为借贷半径有限，放贷拆借往往局限于亲戚朋友之间。在当地，整个家族的资金都被融资者借走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位司法系统的官员向本报记者称，这些年政府对民间融资是持鼓励态度的。这也是相当多的融资者能够打着“有煤矿”的幌子，吸引来大批资金的重要原因。
根据我国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而司法解释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表述为：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等。
在采访期间，所有债权人都认为自己的债务人涉嫌集资诈骗。那么白昊、苏叶女等融来的巨额资金到底拿去投资了什么？
2011年中央对楼市展开调控，鄂尔多斯楼市一蹶不振，融资老板们无力支付下线的高额利息，民间借贷案随即大规模爆发。融资者当年笼罩在肥皂泡中的所谓的“实力”显出了真面目。
工商数据显示，乌金煤业注册资本金为8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焦粉、兰炭、矿山机械、洗选机械销售，煤炭批发”。
昊 达自己发布的清偿公告称“资产足够抵债”。而2012年3月14日，项目组向债权人口头公布，昊达的资产以乌金国际大酒店、杭锦旗聚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伊盟财校宗地、铁西宗地四处为主，另有车辆、公司办公地点和几处房产，总估价为21.56亿元。另外，项目组称有3.3亿元的资金流向不明，并未发现有煤
矿和储煤。“当时宣传说有煤矿，现在公安机关处理说没有。这不是明显的诈骗吗？”债权人李志刚反问。
白昊案项目组取证组组长高平对本报记者说：“白昊融资时自己说的，有可能当时骗人，也可能以前有过煤矿，入股的，但是现在卖掉了。”
苏叶女案爆发后，煤矿也不见了。“她就说要买煤矿，跟人已经谈好了，签了合同。她向我们借钱时就说有美容院、火锅店，要开煤矿、办物流公司，建鄂尔多斯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同样，所有债权人也都认为苏叶女融资12亿元涉嫌集资诈骗。
2012年2月13日，本报记者进入苏叶女宣称属于自己的乌兰哈达煤矿暗访。销售主任田军明确表示，煤矿主人是高俊亮，并非苏叶女。
工 商数据显示，苏叶女名下共有6个公司：东胜区侨姿男仕养生馆、东胜区顺鑫亿祥叶农家乐、东胜区顺鑫亿高老九火锅城、俏姿美容美发院，皆为个体户；鄂尔多斯
市俏姿国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建筑面积为403.12㎡；鄂尔多斯市万海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连场地都没有，实际
并未运作。
高老九火锅城的三名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店内有80多名员工，一天的营业额为20000元，一个月的利润大概只有10万元。无力支付众多债权人的高额利息。
目前，负责侦办苏叶女案的东胜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公布了苏叶女的资产，为17处房产、1辆东风本田CR-V越野车、以及维联大厦，估价约3.74亿元。
东胜区经侦队队长高旭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苏叶女经营的项目、拥有的资产与融资金额明显不相符，苏叶女的资产也没有煤矿，是否集资诈骗应交由法院判定。
在放贷风潮下，融资老板们的炫富行为往往是吸引债权人投资的重要原因，如今也被指有诈骗嫌疑。
“她特爱买彩票，双色球，每次都几千几万块钱的买。”债权人认为苏叶女花巨额资金买彩票、围湖（当地的一种赌博方式）是肆意的挥霍行为。
高旭明于2011年11月12日在债权人举办的普法会上透露，“苏叶女购买彩票花了2000多万元，但她购买彩票没亏本，反而赚了一两百万；苏叶女嗜好赌博，但从账面上看，她赌博基本上属于不输的状态而且是盈利的。”
实际上，苏叶女并非融资金字塔的最顶层，她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在建的维联大厦，她还以高于4分的月息借贷给高俊亮、李文博等人。
据高旭明介绍，维联大厦就是高俊亮无钱还苏叶女的1亿多元借款后，以10000元/㎡的价格过户给苏叶女。而高俊亮又是从李文博手里将维联大厦冲账过来的。
让苏叶女和白昊的债权人都认为他们是集资诈骗的另一原因是，自己被要求出借现金。
“东胜警方敬告广大市民：为使民间融资安全运行，建议投资时要选择做实业、有资产、有实力的诚信企业直接投入，不要经过无实体产业的二道贩子（融资老板），切勿被暂时的虚高的利息所迷惑。”很多东胜区市民收到公安局群发的短信。
鄂式处理：往息抵本，违规拍卖？
无独有偶，白昊案发后，乌兰木伦镇、大柳塔镇地带的20多个其他融资机构也停掉了结息。众多债权人直呼“上当受骗”。
高旭明向本报记者透露，苏叶女累计融资约12亿元，其中本金5.45亿元，利息近7亿元，追查到的资产估价只有3.47亿元。
2011年4月开始，苏叶女以资金紧张为由，停止现金支付利息，全部转为利滚利的“换条子”，而利息却由月息4分涨至5分。
众多债权人怀疑，此时苏叶女开始准备转移和隐匿资产。“她把利息抬高，是为了骗更多的钱，然后跑路或者自首。”一位债权人说。
当地一位和苏叶女打过交道的老板告诉本报记者，2011年9月19日苏叶女潜逃至包头时被东胜区公安局抓回；其实早在2011年7月份，苏叶女就办理好了出国护照，但被限制出境。
坊间还流传着苏叶女曾经向北京、上海、美国转账约4亿元的信息。高旭明向本报记者证实，苏叶女确实向北京亚运村汽车市场的詹胜涛（音）转过1000万元，苏叶女2011年进账4亿多元，出账也达4亿多元，有3亿元的资金流向不明。
此外，债权人称苏叶女先后拥有17辆豪车，其中红色马莎拉蒂360万元，奔驰S65纯进口460万元，但是在公安机关公布的资产里只有1辆东风CR-V越野车，估价20万元。
本报记者采访得知，鄂尔多斯处理非法集资案都是依照“往息抵本”的模式：如公安机关公布白云娥借给苏叶女272万元，吃了利息261.14万元，清偿金额为剩下本金的20%，即21720元。
白云娥表示自己选择利滚利的“换条子”方式，实际上并未领取那么多现金利息。众多债权人像白云娥一样，并不接受这种清偿方法。
“关 于案情通报的往息抵本方式，不同意的理由有二：一是，白昊以乌金煤业公司发的红头文件，关于资产与负债的情况，是资足低债，那么不仅能偿还本金，而且能支
付利息，并且这个文件还报送了鄂尔多斯市政府；二是，于情于理，我们的钱就这样被他白白使用了吗？我们债权人不答应！”白昊案的债权人QQ群里反复流传着
这样一条消息。
根据央行200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
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
护。
另外，在法院判决前就拍卖融资公司的资产，这在非法集资案中成了典型的做法。
2012年12月17日，本报记者暗访当地唯一的拍卖公司──鄂尔多斯市益嘉拍卖公司。工作人员透露，该公司已经受公安机关委托拍卖了数个民间借贷案的资产，包括石小红案、祁有庆案、苏叶女案。
该工作人员表示，“从整体上来说，非法融资案一般只能保证偿还债权人剩下本金的20%。东胜区现在都不经过法院（就拍卖）。”
目前仍处于侦查阶段的苏叶女案，却于2012年2月18日举行了资产拍卖会，此次拍卖会因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反对而取消。
对此，高旭明解释：“按照法律程序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提前拍卖）社会效果肯定会更好，老百姓肯定会更满意。你看吴英案到现在啥都没有了。”
“我们一共提供了24条线索，他们一条都不追查，都是说没有那回事。”白昊案的债权人李志刚表示，白昊案也即将进入资产拍卖阶段。
“公安机关明显违反办案程序，苏叶女和公安机关都无法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因为是赃款，只有法院判决后由法院来支持拍卖。”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说。
鄂式生态：官商勾结，保护企业家？
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吴英案在鄂尔多斯被广泛传播。与网络普遍舆论为民间借贷正名不同，这里几乎所有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务人也能受到法律严惩，甚至像吴英那样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极刑。
早在2010年,鄂尔多斯市就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整顿规范民间借贷工作领导小组，但还是未能阻止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众多案件的爆发。
据了解，当地政府将延续了数年的民间借贷定义为“非法集资”，然而对外却格外低调。
“市里都开过会，所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子不许透露给社会。如果暴露房地产情况、非法集资案如何如何，整个事情就弄大了。”2012年2月15日，鄂尔多斯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勇向本报记者表示。
东胜区公安局局长刘杰也婉拒采访，“我们现在不让报道这些事情，怕引起新的恐慌。”
在采访期间，有自杀者家属明确表示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不太愿意透露更多内容。
下转19版
上接18版
据上文提到的那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陈辉透露，市政府已定调，并向内蒙古自治区汇报说，非法融资在鄂尔多斯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不能按照其他地方处理，“要求轻判，保护企业家”。
在陈辉看来，鄂尔多斯地方政府近些年对民间融资是持鼓励态度的。他分析，政府的定调导致很多老板产生“歪曲心理”，于是2011年7、8月份的时候转移财产，到9、10月份的时候出现众多的自首破产现象。
在质疑公安机关追缴资产不力，违法提前拍卖后，苏叶女案的债权人想起了法律维权。然而他们却遭遇了一个尴尬，鄂尔多斯当地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代理，他们不得不远赴北京聘请律师。此前数位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也未予立案。
而 且，债权人的联合与聚会被警方视为大忌。2011年12月30日，东胜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发短信给债权人，“我局已对刘艳（化名）等煽动非法机集者依法传
讯，凡组织、策划参与非法集会者，我局将严厉惩处。”刘艳因提供了债权人聚会场地而被行政拘留五天。此后又发生几起债权人维权被拘留的事件。
“政府保护欠债的，驱逐要债的，造成债权人逆反心理，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一位被拘留的债权人抱怨。
“我们就更加压抑了，只能哑巴吃黄连。”一位在东胜区计生委工作的干部透露，自己放贷了800多万元给苏叶女，但因为公务员身份，不敢公开参与维权，怕被领导发现而丢掉工作。原铁西区区委副书记刘志华也不愿透露自己的放贷金额。
无论白昊案还是苏叶女案，皆有官员参与放贷或者入股其中。白昊案项目组公布有5969万元债务未报案，有人推测可能是涉案的一些公务员。相应，苏叶女案的债权人由最初的357人减至现在的345人，约12亿元的债务中，本金也由7亿多元，变为目前的5.45亿元。
其实，在苏叶女自首前夜，一位崔姓交警就扣押了苏叶女的一辆车抵债。苏叶女的融资地点，天骄小区13号楼一楼101、102，也于9月19日过户给幸福街派出所所长白云飞。
鄂尔多斯联通分公司的一名职员透露，苏叶女经常向她买连号的好号码送领导，其中一次买了300多个，苏叶女自己的“5连8”的号码价格是5万元。另外，苏叶女还经常给领导交话费，其中一次给某领导交了21万元。据她介绍，苏叶女在她这里共花费约1000万元。
一 般而言，最先知道非法融资要崩盘的是银行、公务员、司法人员等。这些人利用政府公权力、金融权力、私人关系，优先抽走、转移或查封融资者的资金和财产。接
下来的普通债权人就只能获取少部分的偿还。“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机构处于监管失控状态，虽然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
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不足。”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包思勤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其实，2011年2月份鄂尔多斯市银监局检查了昊达一次，那几天债权人被告知暂停放贷结息，以避风头。可检查一过，又恢复了往日的疯狂。
鄂尔多斯移民往事
一杯酒喝下去，乔换的脸很快涨红了。
从拘留所出来后，这个44岁的男人，更加少言寡语，天天用酒排解苦闷。
3月27日，乔换悄悄和几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移民聚在一起，商量着对策。过去的一个多月，几件“坏事儿”堆在了一起：老娘没了，房子也没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乔换说。
这也是“康巴什移民”共同的困惑。10年前，为了给鄂尔多斯市即将动工的新城──康巴什新区──腾出空间，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康巴什村和寨子塔村1300名农牧民，依次搬离家园，在新区东北角的一块荒地上，移民们盖起了新房，开垦了土地，建起了移民新村。
可是，谁也没料到，仅仅五六年的功夫，新一轮征地拆迁又来了。
移民再移
2月22日早上，送女儿上学后，乔换赶回到移民新村时，刚走到村口，就感觉出了异常。移民新村外拉起了警戒线，众多警察将移民新村团团围住，几辆大铲车，正挥舞着铁臂，伸向自己的房子。
轰鸣声震动了整个村子。乔换进到同在移民新村的母亲家时，自己的房子已经被推倒，200平方米的院落和房子，瞬间变成瓦砾。这时，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杨反女，听到外面的喊声，强撑着要起身看个究竟，一时心急，晕了过去。
乔换顾不上再理会房子的事情，急忙给东胜区居住的侄女打电话，让她来抢救。乔换说，原来母亲患病时，也是侄女开车送母亲去医院。
30 分钟左右，乔换的侄女杜慧开车到了村外，但被警戒线和警察挡住了。这时，对移民新村几处房屋的强拆还没有结束。杜慧急忙说明情况，要去村里接人看病，但车
子还是没被获准开进村子。这里，乔换眼看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便再三催促侄女赶快进来。无奈之下，杜慧撇下车只身跑进村里。
遗憾的是：杜慧进到家里时，杨反女已经气息全无、全身殭硬了。
对 强拆，乔换是有心里准备的，从2011年到今年，他已经两次接到责令拆除房屋的通知书，来自政府部门的口头警告则更多。没想到，强拆真的来了。这一天，移
民新村内，另外8户移民的房屋也被同时拆掉。“第一次搬迁是为了建康巴什新区，这一次是为什么？”康巴什移民们忿忿地说着，这次不能稀里胡涂地搬迁了。去
年，为了搞清楚康巴什新区二次征地的规模和用途，康巴什移民代表还特地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请征地的信息公开。
几经周折，移民们才了解到，脚下的土地，即将被开发为高科技园区，今年是项目启动的最后期限。他们将不得不再次让路。十年之间，康巴什移民面临将经历两次搬迁，从牧民到农民，再到尚未定论的市民，这一切来的太迅速，农牧民们被裹挟着进入了城市化轨道。
为母亲办了丧事后，乔换准备到北京讨个说法。2月28日这天，他和其他几位村民，买好了北京的火车票，但在火车站上车时，被拦了下来。这便有了在拘留所的经历，乔换和其他几位村民，因“策划到北京集会”，被行政拘留15天。
补偿之争
乔换被强拆掉的房子，只存在了不到5年。2006年的时候，乔换还是康巴什村6社的牧民，一家4口人，拥有耕地20多亩，草场400多亩，靠种植和放牧为生。在地广人稀的鄂尔多斯高原，村民户均承包的土地动辄上百亩，形成了以天然放牧为主，种植为辅的生产格局。
2002年，鄂尔多斯经济腾飞的前夜，一块方圆32平方公里、5万余亩土地的草原，被确立为新的城市所在。一个现代化新城──康巴什新区──开始从构想变成现实，1300名康巴什移民，开始了生活的变迁和人生的转折。
从2004年，在政府划定的移民区，两个移民村的农牧民们，陆续新建起了三个移民小区，分别是康维小区、桥头小区和张家湾移民新村。
2006 年，随着新区建设的进度，乔换接受了康巴什村的征地拆迁方案，告别草场，向纯粹的农民转化。在新的移民村，乔换一家得到了补偿8亩水浇地、200平方米的
宅基地和240平方米养殖用地。此外，按照一揽子安置计划，政府还将为移民提供每人0.5亩的温室大棚，为移民村提供集体商业用地60亩。
东胜区的一位副书记，曾给很多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动员搬迁时说，政府给你们提供的温室大棚，种好了每年可以收入1万元，集体商业用地，建好后可以经营各种店铺。2004年，这位书记还亲自带领移民到外地考察温室大棚，对移民进行了技术培训。
新生活指日可待，实际上，在第一次搬迁时，康巴什移民们对未来普遍充满信心，没有什么抵触。
只是，搬迁之后，一揽子补偿安置方案的落实进度，远远赶不上康巴什新区的建设速度。移民新村初步建成后，温室大棚直到2007年才动工新建，而集体商业用地，则在不断修改规划中延宕时日……
由征地带来的官民矛盾也在不断发酵，最初的矛盾来源于补偿标准。
与 康巴什新区征地的同时，鄂尔多斯市的另一个新兴城区──东胜铁西新区──也在大规模征地。2002年，已经划入东胜区的康巴什村和寨子塔村村民发现，同样
的两个城区，补偿标准有若天壤之别。对康巴什移民，天然草地补偿标准为每亩250元。而同期，东胜铁西区的征地补偿标准是：天然草地每亩10000元，农
耕地每亩20000元，水浇地每亩25000元。
2004年到2006年，康巴什移民与政府，不断爆发出维权对峙事件。康巴什新区的施工现场常常受到了移民们的阻挠。移民们常常拦住施工机械，与施工人员对峙，因此，多位康巴什移民，都曾被以“干扰公务”为由，拘留15天、20天不等。
2007年，一场用水危机，将矛盾推向顶峰。
从康巴什新区破土动工之日起，就面临着严峻的缺水危机。康巴什新区依托乌兰木伦河而建，随着城市建设不断上规模，水资源日益吃紧。东乌兰木伦河上的考考什纳水库建成后，一方面向康巴什新区供应工程建设用水，一方面要承担康巴什移民的灌溉用水。
2007年春夏，康巴什新区移植了大量的树木，需要大量的水来浇灌，拔地而起的大楼，也要源源不断地用水。而另一方面，移民区的3000余亩水浇地也正等着用水，用水的矛盾渐渐难以调和。
显然，用水要优先保证新区建设。
康巴什移民的水浇地无水可用，导致了康巴什移民与政府的矛盾再次激化。两个移民村的五个队长，决定联合起来向市政府请愿。随后被以聚众闹事、非法集会、扰乱社会治安等名义被行政拘留。
拘留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维权行动，对峙的殭局竟一直持续了45天。
那一年，缺水最终导致康巴什移民们收成锐减，移民区村民也因此获得了政府补偿。但此后，缺水却成为了常态，移民搬迁时分配的每人两亩水浇地，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处在无水灌溉的境况。一部分移民改种耐旱的玉米或其他林木，大部分移民不得不在种植之外，到城市里打工谋生。
回归“家园”
造城十年，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茫茫草原上，康巴什新区已经蔚为大观，鄂尔多斯先后投入巨资向国际公开招标，谋求一个超前、有特色的新区规划，最终确定了新加坡公司的方案──“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城市格局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状似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而围绕着移民和搬迁，康巴什移民，却注定成为康巴什造城史上灰色的一页。
2009年，通过移民新村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得到了明确。从2004年才陆续新建起来的移民区，将再次搬迁，之前分给移民们的土地，将再次征用。
记者拿到的一份《康巴什新区寨子塔村移民区土地征拆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显示，移民们的二次搬迁，将面临质的变化，土地要全被征用，征用的补偿标准，是每亩两万元。共涉及土地3000多亩，建成不超过7年的移民村，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平房或者小二楼，也将被拆掉。
而康巴什移民，将被统筹搬迁到康巴什新区。在靠近康巴什新区背面，一片新的移民安置小区，已经初步建成。康巴什移民，无论是否情愿，都将上楼。而从这份方案的社保政策上看，移民们虽然进入城市，但身份仍将是农民。
令康巴什移民们甚为纠结的是，一次搬迁的遗留问题，集体商业用地和温室大棚，直到今天仍没有落实。他们如何能够相信，一次搬迁的承诺都没有到位，二次搬迁的按住补偿不会成为空话。
对此，移民新村所属的哈巴格希街道办事处主任屈永祥曾对村民们说，要想解决一次搬迁时的遗留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二次搬迁。
现在，乔换的房子，已经被拆掉。按照新的补偿标准，乔换在移民新村的房子，每平米的补偿标准是2800元。而临近的康巴什新区，楼市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但在新小区内，乔换可以得到1套120平方米的住房，超出部分，则要按市场价来购买。
而 更棘手的是，乔换的困惑在于，二次搬迁后，除了拥有一处房子。自己要干什么，却很茫然，或许，未来只有打零工了。这也是众多康巴什移民的困惑，十年的变化
太过剧烈，大部分移民，难以适应这样的节奏。“我是个农民，离开了土地能干啥呢？”乔换念叨着，他代表着一小部分康巴什移民，仍然固执地留守在移民村。
康巴什新区，曾经是他们的牧场和耕地，十年之间，竟沧海桑田。康巴什移民，即将回到这片新城，成为城市一隅中的居民。但城市生活如此陌生，对于这些曾经的原住民，是一次苦涩的回归。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22505?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letscorp%2FaDmw+%28%E5%A2%99%E5%A4%96%E6%A5%BC%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