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特洛伊之战中的那位英雄阿喀里斯一样，中国似乎刀枪不入。2010年中国已在制造业产量、能源使用量和汽车销售量等方面超过了美国。以名义价格衡量， 近二十年来中国军费一直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IMF称，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于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不过，当年阿喀里斯的老 妈西蒂斯把他浸入冥河以获得神功护体的时候，必须抓住他的某个部位——脚踝，这里也成了他的死穴。类似地，在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人口成了一个无人问 津、却又生死攸关的薄弱环节。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数）从2.6降 到了1.56，前者远高于使人口规模保持平稳的数值，而后者又明显过低（见图表）。由于极低生育率本身具有自我延续性（由独生子女结合构成的家庭，也只想 要一个孩子），中国如今可能将面临长期的低生育率，不论其现行计生政策是否发生变化。
政府已作出了一些小调整（例如，双方都属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超生 ），且有可能继续调整。但至少现在政策还没有动摇，极低生育率仍在持续，尤其是在其最富裕的一些地区。上海称，其2010年生育率仅有0.6——可能是世 界上最低的。根据联合国人口属研究，中国生育率将继续降低，于2015年-2020年间达到1.51。 相比之下，美国当前生育率为2.08，且正在攀升。
乍一看，两者相差并不悬殊；但其对社会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自现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规模将稍稍减小，从2010年的13.4亿缩减到2050年的不 足13亿。这还是假设生育率以后可能提高而估测的数据。如果假设生育率一直保持低位，那么人口将于2060年所减到不足10亿。相比之下，美国人口将在今 后40年中增长30%。中国人口将于2026年达到高峰，而谁都不知道美国人口高峰何时到来。
如果看平均年龄，两国差距更为惊人。1980年中国人年龄的中位数（所谓中位数，即大于此年龄的人数和小于此年龄的人数分别都是总人数的一半）为22。这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初期的典型特征。如今中位数是34.5，更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和美国的37岁差距不大。但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老龄化。由于新生儿 越来越少，而步入老年者越来越多，其中位数将于2050年达到49，几乎比美国要早九个年头。某些城市甚至会更加老龄化。上海人口和家庭计划委员会 称，2020年前，本市60岁以上者将过三分之一。
此趋势将对财政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最显然的是，将有大批人靠养老金过活，而届时中国尚未具备照料这个群体的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8.2%的中国人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13%；到2050年，中国将达26%，高于美国。
在传统中国家庭中，老年人由其子女（尤其是儿子们）照料（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详见下页文章）。但快速的老龄化也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所谓的 “4-2-1现象”：每一个独生子女将赡养两位父母和四位祖辈。即使中国储蓄率很高，但似乎中国新一年年轻人也很难撑起重担。所以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将不得 不依赖社保养老金。
中国于2000年建立全国养老保险，但仅有3亿6千5百万人正式参保。而且此机制已陷入危机：中国养老金许诺支付总额接近GDP的150%，却资金不足。几乎半数的省立养老基金（独立运作）已陷入负债，一些地方政府不时违约。
但这仅仅是一个大问题的小方面。2010年到205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从72%降至61%，达11个百分点——降幅实属巨大，虽然当前劳动力占总人口 百分比正处于历史高峰。这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依赖率（即以65岁以上人数，除以15-64岁之间人数）将猛增。当前此数值为11——几乎是美国（20）的一 半。但到2050年，中国老年依赖率将翻两番，达到42，超过美国。更惊人的是，到2050年，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人（比如，快到60岁的人）将比现在多 10%；而初入职场的人（处于20来岁，是社会上受最优教育、生产力最高的群体）将是目前的一半。
这一转变粉碎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牌位。表面上看起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正在枯竭。尽管尚有大批乡村居民尚未充分就业，但中国已经面临着体力劳动者短缺 的问题。随着2013年后劳动力规模将开始缩减，这些问题将会恶化。牛津人口老龄化研究所的萨拉·哈珀指出，中国已经认清了国内不同岗位的年龄结构，并知 道哪一类岗位将于何时迎来技能短缺。有可能通过寻求国外劳动力来缓冲这一影响。 商业猎头公司万宝盛华集团称，到2030年，中国将从国外进口劳工，而不是劳务输出。
大规模移民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很少有国家能够利用其大规模移民打造一个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群体，美国是其中之一。但美国是一个开放、多民族的社会，有着很长的移民历史、强大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中国不具备以上任何特征。
由于中国的体制机制不透明、难捉摸，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决于“关系”——一张以血缘为核心的、向外延伸的社交网络。但假如今后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构更单 一呢？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将走向更可预测的法制体系和（有可能哦）更开放的政治文化。而且，由于经济结构变更导致经济增速变缓，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进 行财政支出决策时三思而行。他们必须决定是“买枪，还是买拐棍”。（译者注：“买枪还是买面包”常被作为宏观经济学入门课程中，关于两类财政支出间矛盾和 平衡的一个例子来学习。）
面临这些问题的不止中国一个。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不断增长的养老成本问题。而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中国还有些优势，比较明显的有低税率（可以为未来增税 预留空间），且公众对社会福利期望值并非太高。然而，在以下两个方面，中国只能一个人战斗：相对其他老龄化社会，中国太穷，其人口情况变化更突兀。中国仅 靠经济增长解决人口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相反，这些问题将拖累经济的增长——且先不说它们对社会各个方面提出的挑战。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并非一定会置之于死 地，但将使英雄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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