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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8日，在习近平的暴力清零与极端封控之下，一辆从贵阳出发载满47人的防疫大巴，于深夜2时40分，在前往荔波县的途中坠落山崖，27人遇难。在这些死难者中，没有人确诊，没有核酸阳性，只是所谓“密切接触者”，但就在“清零”的夺命符咒之下冤死路上。这种并非死于病毒而是死于防疫政策的悲剧，三年来，层出不穷、难以估计。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发布一条流行评论：“我们都在车上”，意指无论生者或死者，都处在这个清零暴政的“厄运共同体”之内。然而，令我疑惑的是，对于习近平这种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的冷血政策，三年来，如果中国人已濒临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地步，为何不反抗？为何总是默默忍受？为何总是等待苦难自然消去而非抵抗苦难的发生？这个大哉之问，可能不是一个简明的问答，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寻找终究难以解释的原因。
裸命哲学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实际上是“以穷立国”。在这个千年以来已把“饥饿”两字刻在民族基因的国度里，解决饥饿是中国人最高的生命戒律。在几分田地、众人分食的小农经济模式之下，“有饭可吃”是一切生存的最高命题。换言之，只要有饭吃，中国人就不会起来造反，等到有一天面临“官逼民反”之时，已经没有了造反的力气。这就是中国人千年以来忍受横征暴敛以求苟全性命、漠视权力滥用以求自我安慰的“裸命哲学”。正是这种“饥饿轮回”的反复重演，中国人早已失去抵抗的斗志，丧失改变命运的勇气。换言之，一种在温饱边缘挣扎求生的认命与隐忍，纵容了暴政一再发生与重复，让独裁者误信万民归顺、天下承平。
在习近平的暴力清零之下，即使关闭在家达数月之久，即使忍受粮食短缺与饥饿难熬，即使面临强制核酸检测和暴力隔离，多数中国人依然以“等待结束”的宿命观，忍受这一切“非人待遇”的摧残。即使在生死边缘上，也以劫难、命苦、顺从等等宿命论，一种“好死不如歹活”的奴隶观，来合理化暴力独裁者的权力肆虐。
贱命主义
“韭菜”是一个生物隐喻，以其满地丛生、取用不尽，乃至取其任人宰割、甘于牺牲的特质来比喻当前中国的庶民人生。中国人繁殖力超强，自古传承“无后为大”，乃至人口超生，数量太多，自然造成一种“不以稀为贵”的认知惯性，重视“量产”而非“质高”的人口价值观，一种只重“温饱生存”而非“生活尊严”的生命观。
既然以韭菜自命，又何必计较独裁暴政？贵阳27命，岂不少得可怜？这种人命薄如纸的思想是一种“贱命主义”－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价值看成无足轻重、低廉不值的态度，也就是义大利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牲人”（homo sacer），一种把自身视为不洁、不值的低贱者，一句话：中国人的命值几个钱？面对贵阳27命，人们普遍抱持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以及一种坏事不会降临我头上的侥幸心理。
文革时期的“三年大饥荒”，中国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千万以上。“千万”是什么概念，在当时6亿人口的对比之下，不过60分之1，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何足珍惜？1950年毛泽东发动韩战，采用的就是“人海战术”，在毛泽东眼里，即使死了1亿，中国还有好几个亿！前线战死的赶不上后面超生的！在中国独裁者眼里，人口只是一种“战争数字”，一具具战死的遗体，也不过是一堆冰冷的数字。既然到处都是引颈就戮的韭菜，独裁者又怎会人命关天、爱民如己？
听命哲学
至今还有众多的中国人相信习近平“清零”政策的目的，是在保护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乃至把非人道灾难视为意外事件或个人的倒楣，这是一种不假思辩、盲目听从的“听命哲学”，一种“领导说了算”的奴婢思想，也是独裁者得以谎言治国的原因。习近平宣称，“中国式清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无数的“次生性灾害”和暴力防疫却只字不提；习近平以大量数字歌颂政府脱贫成功，但对于高达6亿人民（占总人口40%）的月收入不足1千元的事实，以及中国依据远低于联合国公布“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标准来划分中国贫困人口的事实，避而不谈。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不平等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控制了中国68%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财富只占了6%。然而，无论中国政府如何编造数字、虚假宣传、睁眼说谎，就是有人相信！为假言唱歌，为欺骗起舞！
神人崇拜
在中国农村，至今仍有家庭把毛泽东的画像供奉在神坛之上，一问得知，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具有趋邪避害、庇佑众生的神力；在城市的计程车上，还有驾驶将毛泽东的符牌挂在车上，一探得知，司机认为毛泽东具有保平安、除车祸的超能力。如今，毛泽东的画像换成了习近平。
“天子论”，一向是中国人信守不变的统治真理。千年以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种虚拟的“超验世界”中，并且把“敬神”的虔诚之心移情至国家领导人并予以“神格化”，将“敬天”之心转化为对国家领导人的效命与服从。这是一种“奉天承运”的“神人一体论”，将两个杀人魔王当成中国人敬仰膜拜的神灵，其与真实世界的巨大反差，诚然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难以解释的病态扭曲。
全景监控
中国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层面最深的“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其所采用的手法就是先进科技与政治监察的结合，以达到一种全景式、无缝式、预警式的监视系统，以维持其专制权力与高压统治。
保守估计，中国有4亿个监控摄像头、10亿部智慧手机，以及为数在300万以上的网路监管人员。其中许多摄像头具有人脸辨识与DNA分析的能力，手机的后门程式可以记录和窃听人们的通话内容，它们可以追踪个人行迹、识别可疑份子，网路监管人员则有权截取反对言论，编织文字狱；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按上一个罪名，肆意逮捕和关押。
在这种全景监视之下，中国已经退化成“寒蝉社会”，每个人都主动产生一种避免危及身家性命的“自我审查”效应，并以一种假性服从和肉麻拥护，来回避党国的权力侵扰。这是中国人民为何不反抗的主要原因，理由是避免惹祸上身，也因为缺乏对党国权力的约束机制，只好采取一种与中国共产党冷漠疏离和退避三舍的自保策略，以维持一种“皮影生涯”与“无梦人生”。
专制不除，中国人永无幸福
无论是基于文化奴性而甘愿臣服，或是远离鬼神以求自保，都是一种没有声音的恐怖统治，没有活力的僵尸政体，没有希望的末日社会。中国人民在受尽千年封建余毒之后，今日依然屈膝于科技极权与独裁神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话，只要专制不除、暴王不诛，贵阳27命就会一再重演，中国人将永无幸福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