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接受《大紀元》訪問時表示，以他所知現時有本地大學「每一科每一課堂都會進行錄影」，亦有大學教職員出席外間場合後，須向校方管理層提交簡報。下文為作者就訪問內容之補充。
我只希望精確一些，可能我表達得唔清楚。
確實有一所大學教職員說出席外間的場合，就算係一個 NGO 嘅分享會，回到去都要寫簡報給管理層。
從幾個不同消息來源確認，有某大學所有課堂都已經錄影，也有一所社區學院都是這樣！我沒有作全面的調查，所以情況可能比所知的更壞。
以前大學鼓勵同事參與社區，走出象牙塔、在社區中、在專業上作出貢獻，要成為社區、社會與大學的橋樑。現在他們有些人就連出席一個機構的會議或研討會，可能都要向大學正式請半日假，要以個人身份參加，還要不公開自己來自什麼學院及避免用上自己的 title。
或者順帶可以講多幾句感受。
我明白作為大學教職員的黃金歲月可能已經成為過去。很多大學教職員今天面對的困境及局面，我慶幸無需再面對。但我能夠理解不少人面對這個局面的沮喪、不安、或失望。
其實我也不是完全不需要面對，我還在兼職教一些科目，也曾經收到過同工的善意提示。他知道我一向直言，當知道那班兼讀生裏面有一部份是來自政府資助的公務員，甚至是紀律部隊的時候，他提醒我說話小心。但我不是全職，最多唔做，所以還能夠保存一點點的自由自主。所以第一堂我就跟他們講，「我唔理你們是黃還是藍，我不打算因為你們的背景而自我審查，如果你們認為到大學聽課都可以成為篤灰邀功的手段，那是你的問題。如果你們有人認為應該以這種手段阻截某些論點的話，你根本就不應該進入大學。」坦坦白白，清清楚楚，那個學期，我跟近一百名學生，基本上相處愉快，表面上有沒有什麼問題，我也聽不到有人篤我的灰。
講返錄影，令我不得其解的是竟然有部份大學教職員覺得把課堂全部錄影不是問題！也有人認為較方便，可以提早錄定，自己的時間安排更有彈性。也有人想像，以後可以年年拎返出翻 roll，講一次就可以夠十年用！
還記得 80 年代我讀大學的時候，當時私人電腦還未普及，大學的老師都沒有電腦，每一份筆記都是用打字機，要自己或交總辦事處的文書同事處理，一點都不容易。當時我們作為學生，最經常拿出來作笑談及批評的，就是部份老師用上些發了黃的千年筆記。估不到四十年後，這種手法可能又變成時尚！
我們的自由，得之不易的進步，往往就是在自己的惰性及輕率中失去了也不自知。也許有些人覺得真的沒有所謂！
如果是這樣，還需要大學教育嗎？還記得五六年之前，當時還未有國安法，已經有部門的高層（今天負責搞大學的國安法教育了，真的要佩服此人的政治觸覺）提出要把我們的課堂錄影，理由是好讓明年或後年可能會接手教授同一科的可以有個參考及依據。
當時絕大部份同事都反對，當時也未有國安法篤灰或者被監察的憂慮，只是覺得我們上課如何演繹一個論點，或者如何解釋一幅 PowerPoint，基本上都屬於我個人的觀點，也是學術自由及知識產權，沒有理由你大學給我一份人工，就要把我買起，就要把我的演繹千秋萬代地據為己有！結果那次討論不了了之！想不到只是幾年之後，會這麼容易便被大家接受。
現在，就連兩大辯論賽如何定題目，都要自我審查。據說，辯論到移民潮問題，竟然連國安法、一國兩制、基本法這些應該是關鍵的論點，都沒有包括在兩大辯論隊的論點中。
有還在某大學教書的同事坦言，現在已經沒有可能暢所欲言。據說上課時，學生就比以前更加不會參與討論。有大學教書的同事也省得讓同學提出一些自己不想回應的問題！
如果作為社會良心的大學都變成如此，我們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希望？
事實上，同事間篤灰一向都有發生。有一些擺出來正氣凜然、這麼多年都打學生牌上位的，也是經常向高層搬是弄非，都唔需要開名講邊個啦！慶幸也感激自己，教咗大學咁多年，從來未做過呢啲事。有一次我走去責問一位比我高級的同事，我就連門都不許他關上，好讓人人都聽到。
但到了今天，有某些人動輒向高層投訴另一些同事，已經由遮遮掩掩變成光明正大！而且可以從道聽塗說的課堂內容，到主觀揣測的所謂壞影響都可以堂而皇之！
教了大學幾十年，一直都認為這是一份人影響人的工作。大學也是尊重科學、尊重理性、也尊重判斷與價值取向多元的根據地，今天落得如此，究竟孰令致之？這種發展方向，及上述種種做法，究竟是推動社會進步，還是在拖我們社會的後腿？
我只希望還有一些掌握權柄的人，能夠保留一點點良知。不過，現在的情況好像在告訴我，「權柄」與「良知」不能並存！象牙塔內，象牙塔外，這一點似乎都變得越來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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