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走了，他毕生坚守并践行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信仰至死没有动摇，而他一贯倡导的非暴力、和平转型理念是否也随他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我们不得而知。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对话良机。
刘晓波的悲惨结局让他走合法抗争、和平转型之路的政治遗产备受质疑，人们悲愤之余，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位始终倡导合法、和平、非暴力路线的学者竟被中共关押到死？文明社会中的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究竟能否行得通？对刘晓波赶尽杀绝是不是中共发出未来堵死一切渐进改良之路的信号？这将对海内外民运抗争产生什么影响？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表示，在刘晓波病逝后，有海外民运人士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刘晓波之死证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还有人说刘晓波之死证明在中国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认为在中国“改良以死”，需要暴力的反抗，或者在进行非暴力抗争的同时不排除利用暴力的手段等。胡平指出，这种观点在28年前的“六四”事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
章力凡表示，自己遭到中国有关部门警告，不要就刘晓波去世再发声。他认为所谓的“和平转型”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他说，中共不放刘晓波出国的做法让人很愤怒，但对中共来说只有强硬才能维持下去，一旦放松、改革，可能立即就会崩盘。他说：“历来中共在做这一类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做最愚蠢的选择。其实你放刘晓波出国当然对中共在国际上的人权的形象，对国内的这些自由派或民主派人士的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连这种姿态都不做，这个就让人很愤怒。当然我想体制内可能也有体制内的原因。以前我就谈过这个观点，我说以前我们讲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以现在的社会矛盾和体制内的格局来讲，只有强硬。一旦放松，一旦改革，很可能就立即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体制内已经刚性到了极点的情况下，它已经缺乏这样一种弹性了。”
胡平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对于民众来说，非暴力的方式是进行抗争唯一的选项，另一个选项就是放弃。胡平说，有人认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的方式走不通就会转为暴力抗争，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胡平表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家政权所掌握的暴力机器太强大了，民间不可能用暴力去对付。民众出于安全和策略的考虑不得不采取非暴力的抗争。
胡平指出，非暴力抗争不是没有效果，关键是要有足够多的民众参与。他说，当前的问题就在于许多民众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后就不再参与，抗争的人越来越少，当局打压变得越来越容易，使得抗争活动越来越势微，参与的人就更少，因此形成恶性循环。胡平认为，必须要重新建立通过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争取权利的信心，因为这是抗争的唯一手段，否则只能屈服。
在谈及有关“温和抗争路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的说法时，章力凡认为，通过暴力实现政权更迭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而通过暴力进行政权更迭又似乎是中国历史的循环。章力凡表示，完全放弃非暴力进行抗争的方式是不明智的，暴力与非暴力、文明和改良永远是不可偏废的两个选项。
胡平表示，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不是当权者可以关掉的，除非民众自己放弃。他认为，关于革命和改良、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基本上是个假问题”。他强调，暴力抗争的路线是不存在的，非暴力抗争是民众不得不采取的唯一方式。胡平说，他最担心的就是人们失去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说，任何一种极权统治它的建立需要靠民众的狂热，但是它的维持只要人们的冷漠和消沉就够了。一旦民众放弃非暴力抗争，专制统治就会理所当然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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