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个时候也存在反转，但政府通告之后不像今天那样就盖棺论定开始删帖封号甚至抓人了，而是该怎么质疑还是可以质疑。
最初当局其实是对通过微博表达诉求的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我记得11年左右官媒还专门发文肯定了公知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社会矛盾无法即时准确的传达到上层，而微博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公知亦不仅用文字表达诉求，也做了切实的行动，比如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依法参选人大代表。
当时的很多诉求，比如高考不公，争取异地高考权利这样的议题自然得到舆论场主力群体的支持，但却被来自北京、上海的普通人所激烈反对。我之所以把这个议题单独拿出来说，而在于其特殊性——它不仅仅是民与公权力和强权的博弈(类似强拆)，而是一部分民众(维权者)同政府以及另一部分民众(城市市民)间的博弈，甚至到最后政府”退出了”，纯粹变成了民与民斗。
要知道当时市民的声音是比较小的，他们人数本来就少，还得不到主流大V的支持，于是就出现了”网络舆论场中产阶级话语权缺失”的抱怨。既然是舆论场，那么各个阶级都有发声权利，中产也有其诉求，甚至那些反对他人异地高考权利的人你也应该听他们说话，毕竟他们不代表公权力(至少在当时表面上看来)，代表的是自己。维权者可以在教委门口拉横幅，他们也可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公民”围攻”政府是在正常不过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在政府门前静坐和拉横幅，非暴力的表达诉求，这在当时是共识，而不像今天”围攻”政府能在小粉红和精神走那里成为一项罪名。
呼吁填补缺失的中产阶级话语权本身并没错，当时也想不到最后纯粹变成民与民斗，转移了体制问题，并从此屡试不爽。13年，当局开始打压之前占据舆论场绝对主力的公知群体，并计划以中、小V代替原本大V来成为新意见领袖。
14年是更大的转折，公知和律师群体封号的封号，被抓的被抓，有的则流亡海外，从最初的肯定到将他们彻底扣上”山颠”的公敌罪名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在那之后舆论场就彻底反转了，没有了障碍想要舆论被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以培养一群爱国小粉红，让他们热爱被萌化的国家，也可以在小粉蛊反噬后索性就抛掉，反正网络可以随便封。
到了这一步，老大哥也不需要你爱国了，需要你恐惧。而如今舆论场也彻底关闭了反映下层诉求的功能，你在微博上已经很难看到频繁的底层维权，很多维权者默默的发着微博即使终于有人转发也会很快被删的无影无踪。更是很难看到关于体制的讨论，当年的”韩三篇”放到今天连每三篇的标题都是连提都不能提的。
而如今的意见领袖也换了一帮乱七八糟的人，如果有人能列出早期公知和现在带动舆论的瘪三们的对比会有非常强烈的对比效果。就如同很多时候一个大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是个精神不健全的神经病一样，当下整个舆论场也是由一群很可笑的靠微博吃饭的东西带动着。几乎摧毁任何真相、理性和有意义的议题。
社会真正的问题无法通过微博形成舆论关注，微博维权的手段也被彻底堵死，甚至在微博上都不能抱怨荒唐的政策，于是人人都成了关在笼子里的丧尸，一旦有个允许泄愤的机会就会丧尸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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