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命运轨迹，由战国时代底定。战国之前，黄河流域，本来有秦晋两大强权，后来“三家分晋”，晋拆分裂为赵、魏、韩，秦国没有，而且秦国重用了商鞅。
晋国三分，令秦国无制衡，其间商鞅是铸造中国人极权基因的第一人。这个人冷酷无情，但他教秦孝公“改革”，提倡“农”、“战”二字。秦国土地贫瘠，非用强力组织驱策人民农耕不可。将人民组织起来务农，商鞅又提出“刑、教、赏”三字。
头一个就是严刑。商鞅立法，发明“十家连坐”株连。一家有罪，如妄议时政，九家检举，不检举者腰斩，检举了，就有赏。
至于“教”，不是教育学问，而是教人致富，而致富唯一的手段，就是战争，因为秦国的土地资源不足，要崛起壮大，必须令全民嗜战：“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商鞅以本人残酷绝情的性格，将秦国改造为一个组织严密、冷酷嗜杀的国家：“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秦国全民都变成尚战嗜血的真五毛。
秦国以残酷的战术和极右价值观，兼并了六国。
此时有主张博爱的墨家、主张仁厚的儒家，崇尚自然的道家，因秦始皇之统一，纷纷“边缘化”，挤压到一边，只成为民间知识份子的价值信仰。
但是商秦的法家，从此成为政治的权力建制。左翼的墨家消亡，绿色和平的老庄道家遁逸，儒家成为知识份子偶尔的反对派，或所谓的谏臣。但法家维持政治的主导，人民则以农耕生活两千年。
了解此一脉络，则了解何谓“中国”。中国的农民，只有口腔意识，并无大脑意识，由商鞅的教政开始，中国农民只懂“民以食为天”。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美国、英国，乃至明治维新的日本，经历的重大革命或变革，由知识份子策动，但最终全民参与，全民思想改革，而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归自己的小圈子，农民人口不参与。
刘晓波的悲剧，在于本来中国有两个：A是秦代遗传的法家列宁中国，B是非秦的齐鲁吴楚的儒墨中国。一九四九年，是AB最后一场决战，加上文革，B落败而衰亡，现在剩下A独大。刘晓波是B型中人，还加上一点英国西方的自由主义，这个稀有品种，又岂不辗为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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